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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卷二內篇二

      卷二內篇二

        原道上道之大原出于天,天固諄諄然命之乎?曰:天地之前,則吾不得而知也;天地生人,斯有道矣,而未形也;三人居室,而道形矣,猶未著也;人有什伍而至百千,一室所不能容,部別班分,而道著矣。仁義忠孝之名,刑政禮樂之制,皆其不礙已而后起者也。

        人生有道,人不自知;三人居室,則必朝暮啟閉其門戶,饔飧取給于樵汲,既非一身,則必有分任者矣。或各司其事,或番易其班,所謂不得不然之勢也,而均平秩序之義出矣。又恐交委而互爭焉,則必推年之長者持其平,亦不得不然之勢也,而長幼尊卑之別形矣。至于什伍千百,部別班分,亦必各長其什伍,而積至于千百,則人眾而賴于干濟,必推才之杰者理其繁,勢紛而須于率俾,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,是亦不得不然之勢也,而作君、作師。

        畫野、分州,井田、封建、學校之意著矣。故道者,非圣人智力之所能為,皆其事勢自然,漸形漸著,不得已而出之,故曰“天”也。  《易》曰:“一陰一陽之謂道,”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。繼之者善,成之者性。是天著于人,而理附于氣,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,皆道之故,而非道也。

        道者,萬事萬物之所以然,而非萬事萬物之當然也。人可得而見者,則其當然而已矣。人之初主,至于什伍千百,以及作君作師,分州畫野,蓋必有所需而后從而給之,有所郁而后從而宣之,有所弊而后從而救之。羲、農、軒、顓之制作,初意不過如是爾。法積美備,至唐、虞而盡善焉;殷因夏監,至成周而無憾焉。

        譬如濫觴積而漸為江河,培◆積而至于山岳,亦其理勢之自然;而非堯、舜之圣,過乎羲、軒,文、武之神,勝于禹、湯也。  后圣法前圣,非法前圣也,法其道之漸形而漸著者也。三皇無為而自化,五帝開物而成務,三王立制而垂法,后人見為治化不同有如是爾。當日圣人創制,則猶暑之必須為葛,寒之必須為裘,而非有所容心,以謂吾必如是而后可以異于圣人,吾必如是而后可以齊名前圣也。此皆一陰一陽往復循環所必至,而非可即是以為一陰一陽之道也。一陰一陽往復循環者,猶車輪也;圣人創制,一似暑葛寒裘,猶軌轍也。

        道有自然,圣人有不得不然,其事同乎?曰:不同。道無所為而自然,圣人有所見而不得不然也。圣人有所見,故不得不然;眾人無所見,則不知其然而然。

        孰為近道?曰:不知其然而然,即道也。非無所見也,不可見也。  不得不然者,圣人所以合乎道,非可即以為道也。圣人求道,道無可見,即眾人之不知其然而然,圣人所藉以見道者也。故不知其然而然,一陰一陽之跡也。  學于圣人,斯為賢人;學于賢人,斯為君子;學于眾人,斯為圣人。

        非眾可學也,求道必于一陰一陽之跡也。自有天地,而至唐、虞、夏、商,跡既多而窮變通久之理亦大備。周公以天縱生知之圣,而適當積古留傳、道法大備之時,是以經綸制作,集千古之大成,則亦時會使然,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。蓋自古圣人,皆學于眾人之不知其然而然,而同公又遍閱于自古圣人之不得不然,而知其然也。周公固天縱生知之圣矣,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,時會使然也。譬如春夏秋冬,各主一時,而冬令告一歲之成,亦其時會使然,而非冬令勝于三時也。故創制顯庸之圣,千古所同也。集大成者,周公所獨也。時會適當然而然,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。

        孟子曰:“孔子之謂集大成。”今言集大成者為周公,毋乃悖于孟子之指歟?曰:集之為言,萃眾之所有而一之也。自有天地,而至唐、虞、夏、商,皆圣人而得天子之位,經綸治化,一出于道體之適然。周公成文、武之德,適當帝全王備,殷因夏監,至于無可復加之際,故得藉為制作典章,而以周道集古圣之成,斯乃所謂集大成也。孔子有德無位,即無從得制作之權,不得列于一成,安有大成可集乎?非孔子之圣,遜于周公也,時會使然也。  孟子所謂集大成者,乃對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而言之也。恐學者疑孔子之圣,與三子同,無所取譬,譬于作樂之大成也。故孔子大成之說,可以對三子,而不可以盡孔子也。以之盡孔子,反小孔子矣,何也?周公集羲、軒、堯、舜以來之大成,周公固學于歷圣而集之,無歷圣之道法,則固無以成其周公也,孔子非集伯夷、尹、惠之大成,孔子固未嘗學于伯夷、尹、惠,且無伯夷、尹、惠之行事,豈將無以成其孔子乎?夫孟子之言,各有所當而已矣,豈可以文害意乎?

        達巷黨人曰:“大哉孔子!博學而無所成名。”今人皆嗤黨人不知孔子矣,抑知孔子果成何名乎?以謂天縱生知之圣,不可言思擬議,而為一定之名也,于是援天與神,以為圣不可知而已矣。斯其所見,何以異于黨人乎?

        天地之大,可一言盡。孔子雖大,不過天地,獨不可以一言盡乎?或問何以一言盡之,則曰:學周公而已矣。周公之外,別無所學乎?曰:非有學而孔子有所不至,周公既集群圣之成,則周公之外,更無所謂學也。周公集群圣之大成,孔子學而盡周公之道,斯一言也,足以蔽孔子之全體矣。“祖述堯、舜”,周公之志也。“憲章文、武”,周公之業也。一則曰:“文王既歿,文不在茲。”再則曰:“甚矣吾衰,不復夢見周公。”又曰:“吾學《周禮》,今用之。”又曰:“郁郁乎文哉!吾從周。”哀公問政,則曰:“文、武之政,布在方策。”或問“仲尼焉學?”子貢以謂“文、武之道,未墜于地”。  “述而不作”,周公之舊典也。“好古敏求”,周公之遺籍也。黨人生同時而不知,乃謂無所成名,亦非全無所見矣。后人觀載籍,而不知夫子之所學,是不如黨人所見矣。而猶嗤黨人為不知,奚翅百步之笑五十步乎?故自古圣人,其圣雖同,而其所以為圣,不必盡同,時會使然也。惟孔子與周公,俱生法積道備無可復加之后,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,孔子盡其道以明其教,符節匢合,如出于一人,不復更有毫末異同之致也。然則欲尊孔子者,安在援大與神,而為恍惚難憑之說哉?

        或曰:孔子既與周公同道矣,周公集大成,而孔子獨非大成歟?曰:孔子之大成,亦非盂子所謂也,蓋與周公同其集羲、農、軒、頊、唐、虞、三代之成,而非集夷、尹、柳下之成也。蓋君師分而治教不能合于一,氣數之出于天者也。周公集治統之成,而孔子明立教之極,皆事理之不得不然,而非圣人異于前人,此道法之出于天者也。故隋唐以前,學校并祀周、孔,以周公為先圣,孔子為先師,蓋言制作之為圣,而立教之為師。故孟子曰:“周公、仲尼之道一也。”然則周公、孔子,以時會而立統宗之極,圣人固藉時會歟?宰我以謂夫子“賢于堯、舜”,子貢以謂“主民未有如夫子”,有若以夫子較古圣人,則謂“出類拔萃”,三子皆舍周公,獨尊孔氏。朱子以謂事功有異,是也。然而治見實事,教則垂空言矣。后人因三子之言,而盛推孔子,過于堯、舜,因之崇性命而薄事功,于是千圣之經綸,不足當儒生之坐論矣。伊川論禹、稷、顏子,謂禹、稷較顏子為粗。朱子又以二程與顏、孟切比長短。蓋門戶之見,賢者不免,古今之通患,夫尊夫子者,莫若切近人情。不知其實,而但務推崇,則玄之又玄。圣人一神天之通號耳,世教何補焉?故周、孔不可優劣也,塵垢秕糠,陶鑄堯、舜,莊生且謂寓言,曾儒者而襲其說歟?故欲知道者,必先知周、孔之所以為周、孔。  原道中韓退之曰:“由周公而上,上而為君,故其事行;由周公而下,下而為臣,故其說長。”夫說長者,道之所由明,而說長者,亦即道之所由晦也。

        夫子明教于萬世,夫子未嘗自為說也。表章六籍,存周公之舊典,故曰:“述而不作,信而好古。”又曰:“蓋有不知而作之者,我無是也。”“子所雅言,《詩》、《書》執《禮》”,所謂明先王之道以導之也。非夫子推尊先王,意存謙牧而不自作也,夫子本無可作也。有德無位,即無制作之權。空言不可以教人,所謂無征不信也。教之為事,羲、軒以來,蓋已有之。觀《易。大傳》之所稱述,則知圣人即身示法,因事立教,而未嘗于敷政出治之外,別有所謂教法也。虞廷之教,則有專官矣;司徒之所敬敷,典樂之所咨命;以至學校之設,通于四代;司成師保之職,詳于周官。然既列于有司,則肄業存于掌故,其所習者,修齊治平之道,而所師者,守官典法之人。治教無二,官師合一,豈有空言以存其私說哉?儒家者流,尊奉孔子,若將私為儒者之宗師,則亦不知孔子矣。孔子立人道之極,豈有意于立儒道之極耶?儒也者,賢士不遇明良之盛,不得位而大行,于是守先王之道,以待后之學者,出于勢之無可如何爾。人道所當為者,廣矣,大矣。豈當身皆無所遇,而必出于守先待后,不復涉于人世哉?學《易》原于羲畫,不必同其卉服野處也。觀《書》始于虞典,不必同其呼天號泣也。以為所處之境,各有不同也。然則學夫子者,豈曰屏棄事功,預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?

        《易》曰:“形而上者謂之道,形而下者謂之器。”道不離器,猶影不離形。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,以謂六經載道之書,而不知六經皆器也。

        《易》之為書,所以開物成務,掌于《春官》太卜,則固有官守而列于掌故矣。《書》在外史,《詩》領大師,《禮》自宗伯,樂有司成,《春秋》各有國史。三代以前,《詩》、《書》六藝,未嘗不以教人,不如后世尊奉六經,別為儒學一門,而專稱為載道之書者。蓋以學者所習,不出官司典守,國家政教;而其為用,亦不出于人倫日用之常。是以但見其為不得不然之事耳,未嘗別見所載之道也。  夫子述六經以訓后世,亦謂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見,六經即其器之可見者也。后人不見先王,當據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見之道。故表章先王政教,與夫官司典守以示人,而不自著為說,以致離器言道也。夫子自述《春秋》之所以作,則云:“我欲托之空言,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。”則政教典章,人倫日用之外,更無別出著述之道,亦已明矣。秦人禁偶語《詩》、《書》,而云“欲學法令,以吏為師”。夫秦之悖于古者,禁《詩》、《書》耳。至云學法令者,以吏為師,則亦道器合一,而官師治教,未嘗分歧為二之至理也。其后治學既分,不能合一,天也。官司守一時之掌故,經師傳授受之章句,亦事之出于不得不然者也。然而歷代相傳,不廢儒業,為其所守先王之道也。而儒家者流,守其六籍,以渭是特載道之書耳。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,離形存影者哉?彼舍天下事物、人倫日用,而守六籍以言道,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。  《易》曰:“仁者見之謂之仁,智者見之謂之智,百姓日用而不知”矣。  然而不知道而道存,見謂道而道亡。大道之隱也,不隱于庸愚,而隱于賢智之倫者紛紛有見也。蓋官師治教合,而天下聰明范于一,故即器存道,而人心無越思。官師治教分,而聰明才智,不入于范圍,則一陰一陽,入千受性之偏,而各以所見為固然,亦勢也。夫禮司樂職,各守專官,雖有離婁之明,師曠之聰,不能不赴范而就律也。今云官守失傳,而吾以道德明其教,則人人皆自以為道德矣,故夫子述而不作,而表章六藝,以存周公舊典也,不敢舍器而言道也。而諸子紛紛,則已言道矣。莊生譬之為耳目口鼻,司馬談別之為六家,劉向區之為九流,皆自以為至極,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。由君子觀之,皆仁智之見而謂之,而非道之果若是易也,夫道因器而顯,不因人而名也。自人有謂道者,而道始因人而異其名矣。仁見謂仁,智見謂智,是也。人自率道而行,道非人之所能據而有也。自人各謂其道,而各行其所謂,而道始得為人所有矣。墨者之道,許子之道,其類皆是也。

        夫道自形于三人居室,而大備于周公、孔子,歷圣未嘗別以道名者,蓋猶一門之內,不自標其姓氏也。至百家雜出而言道,而儒者不得不自尊其所出矣。一則曰堯、舜之道,再則曰周公、仲尼之道,故韓退之謂“道與德為虛位”也。夫“道與德為虛位”者,道與德之衰也。

        原道下人之萃處也,困賓而立主之名;言之龐出也,因非而立是之名。自諸子之紛紛言道,而為道病焉,儒家者流,乃尊堯、舜、周、孔之道,以為吾道矣。道本無吾,而人自吾之,以謂庶幾別于非道之道也。而不知各吾其吾,猶三軍之眾,可稱我軍,對敵國而我之也;非臨敵國,三軍又各有其我也。

        夫六藝者,圣人郎器而存道;而三家之《易》,四氏之《詩》,攻且習者,不勝其入主而出奴也。不知古人于六藝,被服如衣食,人人習之為固然,未嘗專門以名家者也。后儒但即一經之隅曲,而終身殫竭其精力,猶恐不得一當焉,是豈古今人不相及哉?其勢有然也。古者道寓于器,官師合一,學士所肄,非國家之典章,即有司之故事,耳目習而無事深求,故其得之易也。  后儒即器求道,有師無官,事出傳聞,而非目見,文須訓故而非質言,是以得之難也。夫六藝并重,非可止守一經也;經旨閎深,非可限于隅曲也。而諸儒專攻一經之隅曲,必倍古人兼通六經之功能,則去圣久遠,于事固無足怪也。但既竭其心思耳目之智力,則必于中獨見天地之高深,因謂天地之大,人莫我尚也,亦人之情也。而不知待為一經之隅曲,未足窺古人之全體也。

        訓詁章句,疏解義理,考求名物,皆不足以言道也。取三者而兼用之,則以萃聚之力,補遙溯之功,或可庶幾耳。而經師先已不能無牴牾,傳其學者,又復各分其門戶,不啻儒墨之辨焉。則因賓定主,而又有主中之賓;因非立是,而又有是中之非;門徑愈歧,而大道愈隱矣。
      “上古結繩而治,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,百官以治,萬民以察。”夫文字之用,為治為察,古人未嘗取以為著述也;以文字為著述,起于官師之分職,治教之分途也。夫子曰:“予欲無言。”欲無言者,不能不有所言也。

        孟子曰:“予豈好辨哉?予不得已也。”后世載筆之士,作為文章,將以信今而傳后,其亦尚念欲無言之旨,與夫不得已之情,庶幾哉言出于我,而所以為言,初非由我也。夫道備于六經,義蘊之匿于前者,章句訓詁足以發明之。事變之出于后者,六經不能言,固貴約六經之旨,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。太上立德,其次立功,其次立言,立言與立功相準。蓋必有所需而后從而給之,有所郁而后從而宣之,有所弊而后從而救之,而非徒夸聲音采色,以為一己之名也。《易》曰:“神以知來,智以藏往。”知來,陽也;藏往,陰也;一陰一陽,道也。文章之用,或以述事,或以明理。事溯已往,陰也;理闡方來,陽也。其至焉者,則述事而理以昭焉,言理而事以范焉,則主適不偏,而文乃衷于道矣。遷、固之史,董、韓之文,庶幾哉有所不得已于言者乎?不知其故,而但溺文辭,其人不足道已。即為高論者,以謂文貴明道,何取聲情色采以為愉悅,亦非知道之言也。夫無為之治而奏薰風,靈臺之功而樂鐘鼓,以及彈琴遇文,風雩言志,則帝王致治,賢圣功修,未嘗無悅目娛心之適;而謂文章之用,必無詠嘆抑揚之致哉?

        子貢曰:“夫子之文章,可得而聞也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,不可得而聞也。”蓋夫子所言,無非性與天道,而未嘗表而著之曰,此性此天道也。故不曰性與天道,不可得聞;而曰言性與天道,不可得聞也。所言無非性與天道,而不明著此性與天道者,恐人舍器而求道也。夏禮能言,殷禮能言,皆曰“無征不信”。

        則夫子所言,必取征于事物,而非徒托空言,以為明道也。

        曾子真積力久,則曰:“一以貫之。”子貢多學而識,則曰:“一以貫之。”非真積力久,與多學而識,則固無所據為一之貫也。訓詁名物,將以求古圣之跡也,而侈記誦者,如貨殖之市矣。撰述文辭,欲以闡古圣之心也,而溺光采者,如玩好之弄矣。異端曲學,道其所道,而德其所德,固不足為斯道之得失也。記誦之學,文辭之才,不能不以斯道為宗主,而市且弄者之紛紛忘所自也。宋儒起而爭之,以謂是皆溺于器而不知道也。夫溺于器而不知道者,亦即器而示之以道,斯可矣;而其弊也,則欲使人舍器而言道。夫子教人博學于文,而宋儒則曰:“玩物而喪志。”曾子教人辭遠鄙倍,而宋儒則曰:“工文則害道。”夫宋儒之言,豈非末流良藥石哉?然藥石所以攻臟腑之疾耳,宋儒之意,似見疾在臟腑,遂欲并臟腑而去之。將求性天,乃薄記誦而厭辭章,何以異乎?然其析理之精,踐履之篤,漢唐之儒,未之聞也。

        孟子曰:“義理之悅我心,猶芻豢之悅我口。”義理不可空言也,博學以實之,文章以達之,三者合于一,庶幾哉周、孔之道雖遠,不啻累譯而通矣。

        顧經師互詆,文人相輕,而性理諸儒,又有朱、陸之同異,從朱從陸者之交攻,而言學問與文章者,又逐風氣而不悟,莊生所謂“百家往而不反,必不合矣”,悲夫!

        邵氏晉涵曰:是篇初出,傳稿京師,同人素愛章氏文者皆不滿意,謂蹈宋人語錄習氣,不免陳腐取憎,與其平日為文不類,至有移書相規誡者。余諦審之,謂朱少白名錫庾。曰:“此乃明其《通義》所著一切,創言別論,皆出自然,無矯強耳。語雖渾成,意多精湛,未可議也。”族子廷楓曰:叔父《通義》,平日膾炙人口,豈盡得其心哉?不過清言高論,類多新奇可喜,或資為掌中之談助耳。不知叔父嘗自恨其名雋過多,失古意也。

        是篇題目,雖似迂闊,而意義實多創辟。如云道始三人居室,而君師政教,皆出乎天;賢智學于圣人,圣人學于百姓;集大成者,為周公而非孔子,學者不可妄分周孔;學孔子者,不當先以垂教萬世為心;孔子之大,學周禮一言,可以蔽其全體;皆乍聞至奇,深思至確,《通義》以前,從未經人道過,豈得謂陳腐耶?  諸君當日詆為陳腐,恐是讀得題目太熟,未嘗詳察其文字耳。

        原學上《易》曰:“成象之謂乾,效法之謂坤。”學也者,效法之謂也;道也者,成象之謂也。夫子曰:“下學而上達。”蓋言學于形下之器,而自達于形上之道也。士希賢,賢希圣,圣希天。希賢希圣,則有其理矣。“上天之載,無聲無臭”,圣如何而希天哉?蓋天之生人,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,天德也;莫不納之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,天位也。以天德而修天位,雖事物未交隱微之地,已有適當其可,而無過與不及之準焉,所謂成象也。

        平日體其象,事至物交,一如其準以赴之,所謂效法也。此圣人之希天也,此圣人之下學上達也。伊尹曰:“天之生斯民也,使先知覺后知,使先覺覺后覺也。”人生稟氣不齊,固有不能自知適當其可之準者,則先知先覺之人,從而指示之,所謂教也。教也者,教人自知適當其可之準,非教之舍己而從我也。故士希賢,賢希圣,希其效法于成象,而非舍己之固有而希之也。然則何以使知適當其可之準歟?何以使知成象而效法之歟?則必觀于生民以來,備天德之純,而造天位之極者,求其前言往行,所以處夫窮變通久者而多識之,而后有以自得所謂成象者,而善其效法也。故效法者,必見于行事。

        《詩》、《書》誦讀,所以求效法之資,而非可即為效法也。然古人不以行事為學,而以《詩》、《書》誦讀為學者,何邪?蓋謂不格物而致知,則不可以誠意,行則如其知而出之也。故以誦讀為學者,推教者之所及而言之,非謂此外無學也,子路曰:“有民人焉,有社稷焉,何必讀書,然后為學?”夫子斥以為佞者,蓋以子羔為宰,不若是說,非謂學必專于誦讀也。專于誦讀而言學,世儒之陋也。  原學中古人之學,不遺事物,蓋亦治教未分,官師合一,而后為之較易也。司徒敷五教,典樂教胄子,以及三代之學校,皆見于制度。彼時從事于學者,入而申其占畢,出而即見政教典章之行事,是以學皆信而有征,而非空言相為授受也。然而其知易入,其行難副,則從古已然矣。堯之斥共工也,則曰:“靜言庸違。”夫靜而能言,則非不學者也。試之于事而有違,則與效法于成象者異矣。傅說之啟高宗也,則曰:“非知之艱,行之惟艱。”高宗舊學于甘盤,久勞于外,豈不學者哉?未試于事,則恐行之而未孚也。又曰:“人求多聞,時惟建事,學于古訓乃有獲。”說雖出于古文,其言要必有所受也。

        夫求多聞而實之以建事,則所謂學古訓者,非徒誦說,亦可見矣。夫治教一而官師未分,求知易而實行已難矣,何況官師分,而學者所肄,皆為前人陳跡哉?

        夫子曰:“學而不思則罔,思而不學則殆。”又曰:“吾嘗終日不食,終夜不寢以思,無益,不如學也。”夫思,亦學者之事也;而別思于學,若謂思不可以言學者,蓋未必習于事,而后可以言學,此則夫子誨人知行合一之道也。諸子百家之言,起于徒思而不學也。是以其旨皆有所承稟,而不能無敝耳。劉歆所謂某家者流,其源出于古者某官之掌,其流而為某家之學,其失而為某事之敝。夫某官之掌,即先王之典章法度也。流為某家之學,則官守失傳,而各以思之所至,自為流別也。失為某事之敝,則極思而未習于事,雖持之有故,言之成理,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。是以三代之隆,學出于一,所謂學者,皆言人之功力也。統言之,“十年曰幼學”是也;析言之,則“十三學樂,二十學禮”是也。國家因人功力之名,而名其制度,則曰“鄉學國學”,“學則三代共之”是也。未有以學屬乎人,而區為品詣之名者。

        官師分而諸子百家之言起,于是學始因人品詣以名矣,所謂某甲家之學,某乙家之學是也。學因人而異名,學斯舛矣;是非行之過而至于此也,出于思之過也。故夫子言學思偏廢之弊,即繼之曰:“攻乎異端,斯害也已。”夫異端之起,皆思之過,而不習于事者也。

        原學下諸子百家之患,起于思而不學:世儒之患,起于學而不思;蓋官師分而學不同于古人也。后王以謂儒術不可廢,故立博士,置弟子,而設科取士,以為誦法先王者勸焉。蓋其始也,以利祿勸儒術;而其究也,以儒術徇利祿;斯固不足言也。而儒宗碩師,由此輩出,則亦不可謂非朝廷風教之所植也。

        夫人之情,不能無所歆而動,既已為之,則思力致其實,而求副乎名。中人以上,可以勉而企焉者也。學校科舉,奔走千百才俊,豈無什一出于中人以上者哉?去古久遠,不能學古人之所學,則既已誦習儒業,即為學之究竟矣。

        而攻取之難,勢亦倍于古人。故于專門攻習儒業者,茍果有以自見,而非一切庸俗所可幾,吾無責焉耳。學博者長于考索,豈非道中之實積,而騖于博者,終身敝精勞神以徇之,不思博之何所取也?才雄者健于屬文,豈非道體之發揮?而擅于文者,終身苦心焦思以構之,不思文之何所用也?言義理者似能思矣。而不知義理虛懸而無薄,則義理亦無當于道矣。此皆知其然,而不知所以然也。程子曰:“凡事思所以然,天下第一學問。”人亦竟求所以然者思之乎?天下不能無風氣,風氣不能無循環,一陰一陽之道,見于氣數者然也;所貴君子之學術,為能持世而救偏,一陰一陽之道,宜于調劑者然也。風氣之開也,必有所以取,學問文辭與義理,所以不無偏重畸輕之故也,風氣之成也,必有所以敝,人情趨時而好名,徇末而不知本也。是放開者雖不免于偏,必取其精者,為新氣之迎;敝者縱名為正,必襲其偽者,為末流之托;此亦自然之勢也。而世之言學者,不知持風氣,而惟知徇風氣,且謂非是不足邀譽焉,則亦弗思而已矣。

        博約上沈楓墀以書問學,自愧通人廣座,不能與之問答。余報之以學在自立,人所能者,我不必以不能愧也。因取譬于貨殖,居布帛者,不必與知粟菽,藏藥餌者,不必與聞金珠;患己不能自成家耳。譬市布而或闕于衣材,售藥而或欠于方劑,則不可也。或曰:此即蘇子瞻之教人讀《漢書》法也,今學者多知之矣。余曰:言相似而不同,失之毫厘,則謬以千里矣。或問蘇君曰:“公之博贍,亦可學乎?”蘇君曰:“可。吾嘗讀《漢書》矣,凡數過而盡之。如兵、農、禮、樂,每過皆作一意求之,久之而后貫徹。”因取譬于市貨,意謂貨出無窮,而操賈有盡,不可不知所擇云爾。學者多誦蘇氏之言,以為良法,不知此特尋常摘句,如近人之纂類策括者爾。問者但求博贍,固無深意。蘇氏答之,亦不過經生決科之業,今人稍留意于應舉業者,多能為之,未可進言于學問也。而學者以為良法,則知學者鮮矣。夫學必有所專,蘇氏之意,將以班書為學歟?則終身不能竟其業也,豈數過可得而盡乎?將以所求之禮、樂、兵、農為學歟?則每類各有高深,又豈一過所能盡一類哉?

        就蘇氏之所喻,比于操賈求貨,則每過作一意求,是欲初出市金珠,再出市布帛,至于米粟藥餌,以次類求矣。如欲求而盡其類歟?雖陶朱、猗頓之富,莫能給其賈也。如約略其賈,而每種姑少收之,則是一無所成其居積也。蘇氏之言,進退皆無所據,而今學者方奔走蘇氏之不暇,則以蘇氏之言,以求學問則不足,以務舉業則有余也。舉業比戶皆知誦習,未有能如蘇氏之所為者,偶一見之,則固矯矯流俗之中,人亦相與望而畏之;而其人因以自命,以謂是學問,非舉業也,而不知其非也。蘇氏之學,出于縱橫,其所長者,揣摩世務,切實近于有用,而所憑以發揮者,乃策論也。策對必有條目,論鋒必援故實,茍非專門夙學,必須按冊而稽;誠得如蘇氏之所以讀《漢書》者嘗致力焉,則亦可以應猝備求,無難事矣。韓昌黎曰:“記事者必提其要,纂言者必鉤其玄。”鉤玄提要,千古以為美談;而韓氏所自為玄要之言,不但今不可見,抑且當日絕無流傳,亦必尋章摘句,取備臨文摭拾者耳。而人乃欲仿鉤玄提要之意而為撰述,是亦以蘇氏類求,誤為學問,可例觀也。或曰:如子所言,韓、蘇不足法歟?曰:韓、蘇用其功力,以為文辭助爾,非以此謂學也。

        博約中或曰:舉業所以覘人之學問也。舉業而與學問科殊,末流之失耳。茍有所備以俟舉,即《記》之所謂博學強識以待問也,寧得不謂之學問歟?余曰:博學強識,儒之所有事也;以謂自立之基,不在是矣。學貴博而能約,未有不博而能約者也。以言陋儒荒俚,學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,不得謂專家也。

        然亦未有不約而能博者也。以言俗儒記誦漫漶,至于無極,妄求遍物,而不知堯、舜之知所不能也。博學強識,自可以待問耳,不知約守,而只為待問設焉,則無問者,儒將無學乎?且問者固將聞吾名而求吾實也,名有由立,非專門成學不可也,故未有不專而可成學者也。  或曰:蘇氏之類求,韓氏之鈞玄提要,皆待問之學也,子謂不足以成家矣。王伯厚氏搜羅摘抉,窮幽極微,其于經、傳、子、史,名物制數,貫串旁騖,實能討先儒所未備。其所纂輯諸書,至今學者資衣被焉,豈可以待問之學而忽之哉?答曰:王伯厚氏,蓋因名而求實者也。昔人謂韓昌黎因文而見道,既見道,則超乎文矣。王氏因待問而求學,既知學,則超乎待問矣。

        然王氏諸書,謂之纂輯可也;謂之著述則不可也;謂之學者求知之功力可也,謂之成家之學術,則未可也。今之博雅君子,疲精勞神于經傳子史,而終身無得于學者,正坐宗仰王氏,而誤執求知之功力,以為學即在是爾。學與功力,實相似而不同。學不可以驟幾,人當致攻乎功力則可耳。指功力以謂學,是猶指秫黍以謂酒也。

        夫學有天性焉,讀書服古之中,有入識最初,而終身不可變易者是也。  學又有至情焉,讀書服古之中,有欣慨會心,而忽焉不知歌泣何從者是也。  功力有余,而性情不足,未可謂學問也。性情自有,而不以功力深之,所謂有美質而未學者也。夫子曰:“發憤忘食,樂以忘憂,不知老之將至。”不知孰為功力,熟為柱情。斯固學之究竟,夫子何以致是?則曰:“好古敏以求之者也。”今之俗儒,且憾不見夫子未修之《春秋》,又憾戴公得《商頌》,而不存七篇之闕目,以謂高情勝致,至相贊嘆。充其僻見,且似夫子刪修,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遺逸焉。蓋逐于時趨,而誤以擘績補苴謂足盡天地之能事也。幸而生后世也,如生秦火未毀以前,典籍具存,無事補輯,彼將無所用其學矣。

        博約下或曰:子言學術,功力必兼性情,為學之方,不立規矩,但令學者自認資之所近與力能勉者,而施其功力,殆即王氏良知之遺意也。夫古者教學,自數與方名,誦詩舞勺,各有一定之程,不問人之資近與否,力能勉否。而子乃謂人各有能有所不能,不相強也,豈古今人有異教與?答曰:今人為學,不能同于古人,非才不相及也,勢使然也。自官師分,而教法不合于一,學者各以已之所能私相授受,其不同者一也。且官師既分,則肄習惟資簡策,道不著于器物,事不守于職業,其不同者二也。故學失所師承,六書九數,古人幼學,皆已明習,而后世老師宿儒,專門名家,殫畢生精力求之,猶不能盡合于古,其不同者三也。天時人事,今古不可強同,非人智力所能為也。

        然而六經大義,昭如日星;三代損益,可推百世。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,沉潛者循度數而徐達。資之近而力能勉者,人人所有,則人人可自得也,豈可執定格以相強歟?王氏“致良知”之說,即孟子之遺言也。良知曰致,則固不遺功力矣。朱子欲人因所發而遂明,孟子所謂察識其端而擴充之,胥是道也。而世儒言學,輒以良知為諱,無亦懲于末流之失,而謂宗指果異于古所云乎?

        或曰:孟子所謂擴充,固得仁、義、禮、智之全體也。子乃欲人自識所長,遂以專其門而名其家,且戒人之旁騖焉,豈所語于通方之道歟?答曰: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。道欲通方,而業須專一,其說并行而不悖也。圣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,然自顏、曾、賜、商,所由不能一轍;再傳而后,荀卿言《禮》,孟子長于《詩》、《書》,或疏或密,途徑不同,而同歸于道也。

        后儒途徑所由寄,則或于義理,或于制數,或于文辭,三者其大較矣。三者致其一,不能不緩其二,理勢然也。知其所致為道之一端,而不以所緩之二為可忽,則于斯道不遠矣。徇于一偏,而謂天下莫能尚,則出奴入主,交相勝負,所謂物而不化者也。是以學必求其心得,業必貴于專精,類必要于擴充,道必抵于全量,性情喻于憂喜憤樂,理勢達于窮變通久,博而不雜,約而不漏,庶幾學術醇固,而于守先待后之道,如或將見之矣。

        言公上古人之言,所以為公也,未嘗矜于文辭,而私據為已有也。志期于道,言以明志,文以足言。其道果明于天下,而所志無不申,不必其言之果為我有也。《虞書》曰:“敷奏以言,明試以功。”此以言語觀人之始也。必于試功而庸服,則所貴不在言辭也。誓誥之體,言之成文者也;茍足立政而敷治,君臣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。周公曰:“王若曰多方。”誥四國之文也。  說者以為周公將王之命,不知斯言固本于周公,成王允而行之,是即成王之言也。蓋圣臣為賢主立言,是謂賢能任圣,是亦圣人之治也。曾氏鞏曰:“典謨載堯、舜功績,并其精微之意而亦載之,是豈尋常所及哉?當時史臣載筆,亦皆圣人之徒也。”由是觀之,賢臣為圣主述事,是謂賢能知圣,是亦圣人之言也。

        文與道為一貫,言與事為同條,猶八音相須而樂和,不可分屬一器之良也;五味相調而鼎和,不可標識一物之甘也。故曰:古人之言,所以為公也,未嘗矜于文辭,而私據為已有也。

        司馬遷曰:“《詩》三百篇,大抵賢圣發憤所為作也。”是則男女慕悅之辭,思君懷友之所托也;征夫離婦之怨,忠國憂時之所寄也。必泥其辭,而為其人之質言,則《鴟鸮》實鳥之哀音,何怪鮒魚忿誚于莊周;《萇楚》樂草之無家,何怪雌風慨嘆于宋玉哉?夫詩人之旨,溫柔而敦厚,主文而譎諫,言之者無罪,聞之者足戒;舒其所憤懣,而有裨于風教之萬一焉,是其所志也。因是以為名,則是爭于藝術之工巧,古人無是也。故曰:古人之言,所以為公也,未嘗矜于文辭,而私據為己有也。

        夫子曰:“述而不作。”六藝皆周公之舊典,夫子無所事作也。《論語》則記夫子之言矣。“不恒其德”,證義巫醫,未嘗明著《易》文也:“不忮不求”之美季路,“誠不以富”之嘆夷齊,未嘗言出于《詩》也:“允執厥中”之述堯言,“玄牡昭告”之述湯誓,未嘗言出于《書》也。《墨子》引《湯誓》。《論語》記夫子之微言,而《詩》、《書》初無識別,蓋亦述作無殊之旨也。王伯厚常據古書出孔子前者,考證《論語》所記夫子之言,多有所本。古書或有偽托,不盡可憑,要之古人引用成說,不甚拘別。夫子之言,見于諸家之稱述,諸家不無真偽之參,而子思、孟子之書,所引精粹之言,亦多出于《論語》所不載。而《論語》未嘗兼收,蓋亦詳略互托之旨也。

        夫六藝為文字之權輿,《論語》為圣言之薈粹,創新述故,未嘗有所庸心,蓋取足以明道而立教,而圣作明述,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。故曰:古人之言,所以為公也,未嘗矜其文辭,而私據為己有也。

        周衰文弊,諸子爭鳴,蓋在夫子既歿,微言絕而大義之已乖也。然而諸子思以其學易天下,固將以其所謂道者,爭天下之莫可加,而語言文字,未嘗私其所出也。先民舊章,存錄而不為識別者,《幼官》、《弟子》之篇,《月令》、《土方》之訓是也。《管子。地圓》,《淮南。地形》,皆土訓之遺。輯其言行,不必盡其身所論述者,管仲之述其身死后事,韓非之載其李斯《駁議》是也。《莊子。讓王》、《漁父》之篇,蘇氏謂之偽托;非偽托也,為莊氏之學者所附益爾。《晏子春秋》,柳氏以謂墨者之言。非以晏子為墨,為墨學者述晏子之事,以名其書,猶孟子之《告子》、《萬章》名其篇也。《呂氏春秋》,先儒與《淮南鴻烈》之解同稱,蓋謂集眾賓客而為之,不能自命專家,斯固然矣。然呂氏、淮南,未嘗以集眾為諱,如后世之掩人所長以為己有也。二家固以裁定之權,自命家言,故其宗旨,未嘗不約于一律,呂氏將為一代之典要,劉安托于道家之支流,斯又出于賓客之所不與也。諸子之奮起,由于道術既裂,而各以聰明才力之所偏,每有得于大道之一端,而遂欲以之易天下。其持之有故,而言之成理者,故將推衍其學術,而傳之其徒焉。茍足顯其術而立其宗,而援述于前,與附衍于后者,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。故曰:古人之言,所以為公也,未嘗矜其文辭,而私據為己有也。

        夫子因魯史而作《春秋》,孟子曰:“其事齊桓、晉文,其文則史。”孔子自謂竊取其義焉耳。載筆之士,有志《春秋》之業,固將惟義之求,其事與文,所以藉為存義之資也。世之譏史遷者,責其裁裂《尚書》、《左氏》、《國語》、《國策》之文,以謂割裂而無當,出蘇明允《史論》。世之譏班固者,責其孝武以前之襲遷書,以謂盜襲而無恥,出鄭漁仲《通志》。此則全不通乎文理之論也。遷史斷始五帝,沿及三代、周、秦,使舍《尚書》、《左》、《國》,豈將為憑虛、亡是之作賦乎?必謂《左》、《國》而下,為遷所自撰,則陸賈之《楚漢春秋》,高祖孝文之《傳》,皆遷之所采摭,其書后世不傳,而徒以所見之《尚書》、《左》、《國》,怪其割裂焉,可謂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。

        固書斷自西京一代,使孝武以前,不用遷史,豈將為經生決科之同題而異文乎?必謂孝武以后,為固之自撰,則馮商、揚雄之紀,劉歆、賈護之書,皆固之所原本,其書后人不見,而徒以所見之遷史,怪其盜襲焉,可謂知白出而不知黑入者矣。以載言為翻空歟?揚、馬詞賦,尤空而無實者也。馬、班不為文苑傳,藉是以存風流文采焉,乃述事之大者也。以敘事為征實歟?年表傳目,尤實而無文者也。《屈賈》、《孟荀》、《老莊申韓》之標目,《同姓侯王》、《異姓侯王》之分表,初無發明,而僅存題目,褒貶之意,默寓其中,乃立言之大者也。作史貴知其意,非同于掌故,僅求事文之末也。夫子曰:“我欲托之空言,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”此則史氏之宗旨也。茍足取其義而明其志,而事次文篇,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。故曰:古人之言,所以為公也,未嘗矜其文辭,而私據為己有也。

        漢初經師,抱殘守缺,以其畢生之精力,發明前圣之緒言,師授淵源,等于宗支譜系;觀弟子之術業,而師承之傳授,不啻鳧鵠黑白之不可相淆焉,學者不可不盡其心也。公、榖之于《春秋》,后人以謂假設問答以闡其旨爾。

        不知古人先有口耳之授,而后著之竹帛焉,非如后人作經義,茍欲名家,必以著述為功也。商瞿受《易》于夫子,其后五傳而至田何。施、孟、梁邱,皆田何之弟子也。然自田何而上,未嘗有書,則三家之《易》,著于《藝文》,皆悉本于田何以上口耳之學也。是知古人不著書,其言未嘗不傳也。治韓《詩》者,不雜齊、魯;傳伏《書》者,不知孔學;諸學章句訓詁,有專書矣。門人弟子,據引稱述,雜見傳紀章表者,不盡出于所傳之書也,而宗旨卒亦不背乎師說。則諸儒著述成書之外,別有微言緒論,口授其徒,而學者神明其意,推衍變化,著于文辭,不復辨為師之所詔與夫徒之所衍也。而人之觀之者,亦以其人而定為其家之學,不復辨其孰為師說,孰為徒說也。蓋取足以通其經而傳其學,而口耳竹帛,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。故曰:古人之言,所以為公也,未嘗矜于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。

        言公中嗚呼!世教之衰也,道不足而爭于文,則言可得而私矣;實不充而爭于名,則文可得而矜矣。言可得而私,文可得而矜,則爭心起而道術裂矣。古人之言,欲以喻世;而后人之言,欲以欺世;非心安于欺世也,有所私而矜焉,不得不如是也。古人之言,欲以淑人;后人之言,欲以炫己;非古人不欲炫,而后人偏欲炫也,有所不足與不充焉,不得不如是也。孟子曰:“矢人豈不仁于函人哉?操術不可不慎也。”古人立言處其易,后人立言處其難。

        何以明之哉?古人所欲通者,道也。不得已而有言,譬如喜于中而不得不笑,疾被體而不能不呻,豈有計于工拙敏鈍,而勉強為之效法哉?若夫道之所在,學以趨之,學之所在,類以聚之,古人有言,先得我心之同然者,即我之言也。何也?其道同也。傳之其人,能得我說而變通者,即我之言也。何也?

        其道同也。窮畢生之學問思辨于一定之道,而上通千古同道之人以為之藉,下俟千古同道之人以為之輔,其立言也,不易然哉?惟夫不師之智,務為無實之文,則不喜而強為笑貌,無病而故為呻吟,已不勝其勞困矣。而況挾恐見破之私意,竊據自擅之虛名,前無所藉,后無所援,處世孤危而不可安也,豈不難哉?

        夫外飾之言,與中出之言,其難易之數可知也;不欲爭名之言,與必欲爭名之言,其難易之數,又可知也;通古今前后,而相與公之之言,與私據獨得,必欲己出之言,其難易之數,又可知也。立言之士,將有志于道,而從其公而易者歟?抑徒競于文,而從其私而難者歟?公私難易之間,必有辨矣。嗚呼!安得知言之士,而與之勉進于道哉?

        古未有竊人之言以為己有者,伯宗梁山之對,既受無后之誚,而且得蔽賢之罪矣;古未有竊人之文以為己有者,屈平屬草稿未定,上官大夫見而欲奪,既思欺君,而且以讒友矣。竊人之美,等于竊財之盜,老氏言之斷斷如也。其弊由于自私其才智,而不知歸公于道也。向令伯宗薦輦者之賢,而用縞素哭祠之成說,是即伯宗興邦之言也,功不止于梁山之事也。上官大夫善屈平而贊助所為憲令焉,是即上官造楚之言也,功不止于憲令之善也。韓琦為相,而歐陽修為翰林學士,或謂韓公無文章,韓謂“琦相而用修為學士,天下文章,孰大于琦?”嗚呼!若韓氏者,可謂知古人言公之旨矣。

        竊人之所言以為己有者,好名為甚,而爭功次之。功欺一時,而名欺千古也。以已之所作偽托古人者,奸利為甚,而好事次之;好事則罪盡于一身,奸利則效尤而蔽風俗矣。齊邱竊《化書》于譚峭,郭象竊《莊》注于向秀,君子以謂儇薄無行矣。作者如有知,但欲其說顯白于天下,而不必明之自我也。然而不能不恫心于竊之者,蓋穿窬篋篋之智,必有審易更張以就其掩著,而因以失其本指也。劉炫之《連山》,梅賾之《古文尚書》,應詔入獻,將以求祿利也。侮圣人之言,而竊比河間、河內之搜討,君子以為罪不勝誅矣。

        夫墳、典既亡,而作偽者之搜輯補苴,如古文之采輯逸書,散見于記傳者,幾無遺漏。亦未必無什一之存也。然而不能不深惡于作偽者,遺篇逸句,附于闕文,而其義猶存;附會成書,而其義遂亡也。向令易作偽之心力,而以采輯補綴為己功,則功豈下于河間之《禮》,河內之《書》哉?王伯厚之《三家詩考》,吳草廬之《逸禮》,生于宋、元之間,去古浸遠,而尚有功于經學。六朝古書不甚散亡,其為功,較之后人,必更易為力,惜乎計不出此,反藉以作偽。郭象《秋水》、《達生》之解義,非無精言名理可以為向之亞也;向令推闡其旨,與秀之所注,相輔而行,觀者亦不辨其孰向孰郭也,豈至遽等穿窬之術哉?不知言公之旨,而欲自私自利以為功,大道隱而心術不可復問矣。

        學者莫不有志于不朽,而抑知不朽固自有道乎?言公于世,則書有時而亡,其學不至遽絕也。蓋學成其家,而流衍者長,觀者考求而能識別也。孔氏古文雖亡,而史遷問故于安國;今遷書具存,而孔氏之《書》,未盡亡也。

        韓氏之《詩》雖亡,而許慎治《詩》兼韓氏;今《說文》具存,而韓嬰之《詩》,未盡亡也。劉向《洪范五行傳》,與《七略別錄》雖亡,而班固史學出劉歆;歆之《漢記》,《漢書》所本。今《五行》、《藝文》二志具存,而劉氏之學未亡也。亦有后學托之前修者,褚少孫之藉靈于馬遷,裴松之之依光于陳壽,非緣附驥,其力不足自存也。又有道同術近,其書不幸亡逸,藉同道以存者,《列子》殘闕,半述于莊生,楊朱書亡,多存于《韓子》;蓋莊、列同出于道家,而楊朱為我,其術自近名法也。又有才智自騁,未足名家,有道獲親,幸存斧琢之質者,告子杞柳湍水之辨,藉孟子而獲傳;惠施白馬三足之談,因莊生而遂顯;雖為射者之鵠,亦見不羈之才,非同泯泯也。又有瑣細之言,初無高論,而幸入會心,竟垂經訓。孺子濯足之歌,通于家國;時俗苗碩之諺,證于身心。其喻理者,即淺可深;而獲存者,無俗非雅也。

        凡若此者,非必古人易而后人難也,古人巧而后人拙也,古人是而后人非也;名實之勢殊,公私之情異,而有意于言與無意于言者,不可同日語也。故曰:無意于文而文存,有意于文而文亡。

        今有細民之訟,兩造具辭,有司受之,必據其辭而賞罰其直枉焉。所具之辭,豈必鄉曲細民能自撰哉?而曲直賞罰,不加為之辭者,而加之訟者,重其言之之意,而言固不必計其所出也。墓田隴畝,祠廟宗支,履勘碑碣,不擇鄙野,以謂較論曲直,舍是莫由得其要焉。豈無三代鐘鼎,秦、漢石刻,款識奇古,文字雅奧,為后世所不可得者哉?取辨其事,雖庸而不可廢;無當于事,雖奇而不足爭也。然則后之學者,求工于文字之末,而欲據為一己之私者,其亦不足與議于道矣。

        或曰:指遠辭文,《大傳》之訓也;辭遠鄙倍,賢達之言也。“言之不文,行之不遠”,辭之不可以已也。今曰求工于文字之末者非也,其何以為立言之則歟?曰:非此之謂也。《易》曰:“修辭立其誠。”誠不必于圣人至誠之極致,始足當于修辭之立也。學者有事于文辭,毋論辭之如何,其持之必有其故,而初非徒為文具者,皆誠也。有其故,而修辭以副焉,是其求工于是者,所以求達其誠也。“《易》奇而法,《詩》正而葩”,“《易》以道陰陽”,《詩》以道性情也。其所以修而為奇與葩者,則固以謂不如是,則不能以顯陰陽之理與性情之發也。故曰:非求工也。無其實而有其文,即六藝之辭,猶無所取,而況其他哉?

        文,虛器也;道,實指也。文欲其工,猶弓矢欲其良也。弓矢可以御寇,亦可以為寇,非關弓矢之良與不良也;文可以明道,亦可以叛道,非關文之工與不工也。陳琳為袁紹草檄,聲曹操之罪狀,辭采未嘗不壯烈也;他日見操,自比矢之不得不應弦焉。使為曹操檄袁紹,其工亦必猶是爾。然則徒善文辭,而無當于道,譬彼舟車之良,洵便于乘者矣,適燕與粵,未可知也。

        圣人之言,賢人述之,而或失其指;賢人之言,常人述之,而或失其指;人心不同,如其面焉。而曰言托于公,不必盡出于己者,何也?蓋謂道同而德合,其究終不至于背馳也。且賦詩斷章,不啻若自其口出,而本指有所不拘也。引言互辨,與其言意或相反,而古人并存不廢也。前人有言,后人援以取重焉,是同古人于己也;前人有言,后人從而擴充焉,是以己附古人也。

        仁者見仁,知者見知,言之從同而異,從異而同者,殆如秋禽之毛,不可遍舉也。是以后人述前人,而不廢前人之舊也;以為并存于天壤,而是非失得,自聽知者之別擇,乃其所以為公也。君子惡夫盜人之言,而遽鏟去其跡,以遂掩著之私也。若夫前人已失其傳,不得已而取裁后人之論述,是乃無可如何,譬失祀者,得其族屬而主之,亦可通其魂魄爾。非喻言公之旨,不足以知之。

        言公下于是泛濫文林,回翔藝苑;離形得似,弛羈脫韅;上窺作者之指,下挹時流之撰。口耳之學既微,竹帛之功斯顯。窟巢托足,遂啟璇雕;毛葉御寒,終開組纂。名言忘于太初,流別生于近晚。譬彼◆沸酌于觴竇,斯褰裳以厲津;堤防拯于橫流,必方舟而濟亂。推言公之宗旨,得吾道之一貫。惟日用而不知,◆炙忘乎飛彈。試一攬夫沿流,蔚春畦之蔥茜。  若乃九重高拱,六合同風。王言綸綍,元氣寰中。秉鈞燮鼎之臣,襄謨殿柏;珥筆執簡之士,承旨宸楓。于是西掖揮麻,北門視草。天風四方,淵雷八表。  敷洋溢之德音,述憂勤之懷抱。崇文則山《韶》海《濩》,厲武則泰秣汃驅;敷政則云龍就律,恤災則鳩鵠回腴。斯并石室金縢,史宬尊藏掌故;而縹函緗軸,學士輯為家書。左史右史之紀,王者無私;內制外制之集,詞臣非擅。雖木天清閟,公言自有專官;而竹簟茅檐,存互何妨于外傳也。

        制誥之公。

        至于右文稽古,購典延英。鸞臺述史,虎觀談經。議簧校幟,六天、五帝、三統、九疇之論,專家互執;《禮》仇《書》訟,齊言、魯故、孔壁、梁墳之說,稱制以平。《正義》定著乎一家,《晉史》約刪以百卷。六百年之解詁章疏,《五經正義》,取兩漢六朝專家之說而定于一。十八家之編年紀傳。《晉史》一十八家。譬彼漳分江合,濟伏河橫,淮申沔曲,汩兮朝宗于谷王;翡翠空青,蔚藍芝紫,水碧砂丹,爛兮章施于采絢。凡以統車書而一視聽,齊鈞律而抑邪濫,雖統名乎敕定,實舉職于儒臣。領袖崇班,表進勒名首簡;群公集事,一時姓氏俱湮。蓋新廟獻功,豈計眾匠奔趨,而將作用紀?明禋成禮,何論庖人治俎,而尸祝辭陳!館局之公。

        爾其三臺八座,百職庶司,節鎮統部,郡縣分治。羅群星于秋旻,茁百谷于東菑。簿書稠匝,卷牒紛披。文昌武庫,禮司樂署之燦爛,若輻湊由運軸于車輪;甲兵犴訟,錢貨農田之條理,若棋置而列枰以方罫,雁行進藍田之牒,準令式而文行;牛耳招平原之徒,奉故事而畫諾。是則命筆為刀,稱書曰隸。遣言出自胥徒,得失歸乎長吏。蓋百官治而萬民察,所以易結繩而為書契。昧者徒爭于末流,知者乃通其初意。文移之公。

        若夫侯王將相,岳牧群公。鈴閤啟事,戟門治戎。稱崇高之富貴,具文武之威風。則有書記翩翩,風流名士,幕府賓客,文學掾史。鷂擊海濱,仲連飛書于沙漠;鷹揚河朔,孔璋馳檄于當涂。王粲慷慨而依劉,賦傳荊闕;班固倜儻以從竇,銘勒狼居。芻毀涂摧,死魄感惠連之吊;鶯啼花發,生魂歸希范之書。斯或精誠貫金石之堅,忠烈奮風云之氣。輸情則青草春生,騰說則黃濤夏沸;感幽則山鬼夜啼,顯明則海靈朝霽。并能追杳入冥,傳心達志。變化從人,曲屈如意。

        蓋利祿之途既廣,則揣摩之功微至。中晚文人之集,強半捉刀之技。既合馭而和鸞,豈分途而爭幟?書記之公。

        蓋聞富貴愿足,則慕神仙。黃白之術既絀,文章之尚斯專。度生人之不朽,久視弗著名傳;既懲愚而顯智,遂以后而勝前。則有爵擅七貂,抑或戶封十萬,當退食之委蛇,或休沐之閑宴,恥汩沒于世榮,乃雅羨乎述贊。于是西園集雅,東閣賓儒,列鉛置槧,紛墨披朱。求藝林之勝事,遂合力而并圖。或抱荊山之璞,或矜隋侯之珠,或寶燕市之石,或濫齊門之竽,皆懷私而自媚,視匠指而奔趨。既取多而用閎,譬峙糧而聚稿。藉大力以賅存,供善學之搜討。立功固等乎立言,何嘗少謝于專家之獨造也哉?募集之公。

        至如《詩》、《騷》體變,樂府登場。《朱鷺》、《悲翁》,《上邪》、《如張》之篇題,學士無征于詮解;呼豨、瑟二,存吾、幾令之音拍,工師惟記乎鏗鏘。則有擬議形容,敷陳推表,好事者為之說辭,傷心人別有懷抱。  金羈白馬,酒市釵樓,年少之樂也;關山楊柳,行李風煙,離別之情也,草茜禽肥,馬驕弓逸;游獵之快也;隴水嗚咽,塞日昏黃,征戍之行也。或以感憤而申征夫之怨,或以悒郁而抒去妾之悲;或以曠懷而恢游宴之興,或以古意而托艷冶之詞。蓋傳者未達其旨,遂謂《子夜》乃女子之號,《木蘭》為自敘之詩。

        茍不背于六藝之比興,作者豈欲以名姓而自私!樂府之公。

        別有辭人點竄,略仿史刪。因襲成文,或稍加點竄,惟史家義例有然。

        詩文集中,本無此例。間有同此例者,大有神奇臭腐之別,不可不辨,鳳困荊墟,悲迷陽于南國;莊子改《鳳兮歌》。《鹿鳴》萍野,誦宵《雅》于《東山》。魏武用《小雅》詩。女蘿薛荔,陌上演山鬼之辭;綺流黃,狹斜襲婦艷之故。樂府《陌上桑》與《三婦艷》之辭也。梁人改《隴頭》之歌,增減古辭為之。

        韓公刪《月蝕》之句,刪改盧仝之詩。豈惟義取斷章,不異賓筵奏賦。歌古人詩,見己意也。以至河分岡勢,乃聯春草青痕;宋詩僧用唐句。

        積雨空林,爰入水田白鷺。譬之古方今效,神加減于刀圭;趙壁漢師,變旌旗于節度。藝林自有雅裁,條舉難窮其數者也。茍為不然,效出于尤。仿《同谷》之七歌,宋后詩人頗多。擬河間之《四愁》,傅玄、張載,尚且為之,大可駭怪。非由中以出話,如隨聲而助謳。直是孩提學語,良為有識所羞者矣。點竄之公。

        又有詩人流別,懷抱不同,變韻言兮裁文體,擬古事兮達私衷。旨原諸子之寓辭,文人沿襲而成風;后人不得其所自,因疑作偽而相攻。蓋傷心故國,斯傳塞外之書;李陵《答蘇武書》,自劉知幾以后,眾口一辭,以為偽作。以理推之,偽者何所取乎?當是南北朝時,有南人羈北,而事類李陵,不忍明言者,擬此書以見志耳。灰志功名,乃托河邊之喻;世傳鬼谷子《與蘇秦張儀書》,言河邊之樹,處非其地,故招剪伐,托喻以招二子歸隱,疑亦功高自危之人所托言也。

        讀者以意逆志,不異騷人之賦。出之本人,其意反淺,出之擬作,其意甚深,同于騷也。其后詞科取士,用擬文為掌故。莊嚴則詔誥章表,威猛則文檄露布。作頌準于王褒,著論裁于賈傅。茲乃為矩為規,亦趨亦步。庶幾他有心而予忖,亦足闡幽微而互著。擬文之公。

        又如文人假設,變化不拘。《詩》通比興,《易》擬象初。莊入巫咸之座,屈造詹尹之廬。楚太子疾,有客來吳。烏有、子虛之徒,爭談于較獵;憑虛、安處之屬,講議于京都。《解嘲》、《客難》、《賓戲》之篇衍其緒,鏡機、玄微、沖漠之類浚其途。此則寓言十九,詭說萬殊者也。乃其因事著稱,緣人生義。

        譬若酒襲杜康之名,錢用鄧通之字。空槐落火,桓溫發嘆于仲文之遷;庾信《枯樹賦》所借用者。其實般仲文遷東陽,在桓溫久卒之后。

        素月流天,王粲抽毫于應、劉之逝。謝莊《月賦》所借用者,其實王粲卒于應、劉之前。斯則善愁即為宋玉,豈必楚廷?曠達自是劉伶,何論晉世?善讀古人之書,尤貴心知其意。愚者介介而爭,古人不以為異也已。假設之公。

        及夫經生制舉,演義為文,雖源出于訓故,實解主于餐新。截經書兮命題,制變化兮由人。長或連篇累章,短或片言只字。脫增減兮毫厘,即步移兮影徙。

        為圣賢兮立言,或庸愚兮申志。并欲描情摩態,設身處地,或語全而意半,或神到而形未。如云去而尚留,如馬躍而未逝。縱收俄頃之間,刻畫幾希之際。水平劑量,何足喻其充周;歷算交躔,曾莫名其微至。《易》奇《詩》正,《禮》節樂和,以至《左》夸《莊》肆,屈幽《史》潔之文理,無所不包;天人性命,經濟閎通,以及儒紛墨儉,名◆法深之學術,無乎不備。惟制頒于功令,而義得于師承。嚴民生之三事,約智力于規繩。守共由之義法,申各盡之精能。體會為言,曾何嫌乎擬圣;因心作則,豈必縱己說而成名。制義之公。  凡此區分類別,鱗次部周。夭華媚春,碩果酣秋。極淺深之殊致,標左右之分流。其匿也幾括,其爭也寇讎。其同也交譽,其異也互糾。其合也沾沾而自喜,其違也耿耿而孤憂。孰鴻鵠而高舉,孰鴻鵲而啁啾?孰梧桐于高岡,孰茅葦于平洲?眾自是而人非,喜伐異而黨儔。飲齊井而相捽,曾不知伏泉之在幽。由大道而下覽夫群言,奚翅激、謞、叱、吸、叫、嚎、袀、咬之殊聲,而醞釀于鼻、口、耳、枅、圈、臼、洼、污之異竅。厲風濟而為虛,知有據而有者,一土囊之噫嘯。能者無所競其名,黠者無所事其剽。核者無所恃其辨,夸者無所爭其耀。識言公之微旨,庶自得于道妙。或疑著述不當入辭賦,不知著述之體,初無避就,荀卿有《賦篇》矣,但無實之辭賦,自不宜溷著述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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