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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卷四內篇四

      卷四內篇四

        說林道,公也;學,私也。君子學以致其道,將盡人以達于天也。人者何?

        聰明才力,分于形氣之私者也。天者何?中正平直,本于自然之公者也。故曰道公而學私。

        道同而術異者,韓非有《解老》、《喻老》之書,《列子》有《楊朱》之篇,墨者述晏嬰之事;作用不同,而理有相通者也。述同而趣異者,子張難子夏之交,荀卿非孟子之說,張儀破蘇秦之從。宗旨不殊,而所主互異者也。

        渥洼之駒,可以負百鈞而致千里;合兩渥洼之力,終不可致二千里。言乎絕學孤詣,性靈獨至,縱有偏闕,非人所得而助也。兩渥洼駒,不可致二千里;合兩渥洼之力,未始不可負二百鈞而各致千里。言乎鴻裁絕業,各效所長,縱有牴牾,非人所得而私據也。
      文辭非古人所重,草刨討論,修飾潤色,固已合眾力而為辭矣:朔于盡善,不期于矜私也。丁敬禮使曹子建潤色其文,以謂“后世誰知定吾文者”,是有意于欺世也。存其文而兼存與定之善否,是使后世讀一人之文,而獲兩善之益焉,所補豈不大乎?

        司馬遷襲《尚書》、《左》、《國》之文。非好同也,理勢之不得不然也。司馬遷點竄《尚書》、《左》、《國》之文,班固點竄司馬遷之文,非好異也,理勢之不得不然也。有事于此,詢人端末,豈必責其親聞見哉?張甲述所聞于李乙,豈盜襲哉?人心不同,如其面也。張甲述李乙之言,而聲容笑貌,不能盡為李乙,豈矯異哉?

        孔子學周公,周公監二代,二代本唐、虞,唐、虞法前。故曰“道之大原出于天。”蓋嘗觀于山下出泉,沙石隱顯,流注曲直,因微漸著,而知江河舟楫之原始也;觀于孩提嘔啞,有聲無言,形揣意求,而知文章著述之最初也。

        有一代之史,有一國之史,有一家之史,有一人之史。整齊故事,與專門家學之義不明,詳《釋通》、《答客問》。而一代之史,鮮有知之者矣;州縣方志,與列國史記之義不明,詳《方志》篇。而一國之史,鮮有知之者矣;譜牒不受史官成法,詳《家史》篇。而一家之史,鮮有知之者矣;諸子體例不明,文集各私撰著,而一人之史,鮮有知之者矣。

        展喜受命于展禽,則卻齊之辭,謂出展禽可也,謂出展喜可也。弟子承師說而著書,友生因咨訪而立解,后人援古義而敷言,不必諱其所出,亦自無愧于立言者也。

        子建好人譏訶其文,有不善者,應時改定;譏訶之言可存也,改定之文亦可存也。意卓而辭躓者,潤丹青于妙筆;辭豐而學疏者,資卷軸于腹笥。

        要有不朽之實,取資無足諱也!

        陳琳為曹洪作書上魏太子,言破賊之利害,此意誠出曹洪,明取陳琳之辭,收入曹洪之集可也。今云:“欲令陳琳為書,琳頃多事,故竭老夫之恩。”又云:“怪乃輕其家丘,謂為倩人。”此掩著之丑也,不可入曹洪之集矣。

        譬彼禽鳥,志識其身,文辭其羽翼也。有大鵬千里之身,而后可以運垂天之翼。鷃雀假雕鶚之翼,勢未舉而先躓矣,況鵬翼乎?故修辭不忌夫暫假,而貴有載辭之志識,與己力之能勝而已矣。噫!此難與溺文辭之末者言也!  諸子一家之宗旨,文體峻潔,而可參他人之辭。文集,雜撰之統匯,體制兼該,而不敢入他人之筆。其故何耶?蓋非文采辭致,不如諸子;而志識卓然,有其離文字而自立于不朽者,不敢望諸子也。果有卓然成家之文集,雖入他人之代言,何傷乎!

        莊周《讓王》、《漁父》諸篇,辨其為真為贗;屈原《招魂》、《大招》之賦,爭其為玉為鷃.固矣夫!文士之見也!  醴泉,水之似醴者也。天下莫不飲醴,而獨恨不得飲醴泉。甚矣!世之貴夫似是而非者也!

        著作之體,援引古義,襲用成文,不標所出,非為掠美,體勢有所不暇及也。亦必視其志識之足以自立,而無所藉重于所引之言;且所引者,并懸天壤,而吾不病其重見焉,乃可語于著作之事也。考證之體,一字片言,必標所出。所出之書,或不一二而足,則必標最初者。譬如馬、班并有,用馬而不用班。最初之書既亡,則必標所引者。譬如劉向《七略》既亡,而部次見于《漢。藝文志》;阮孝緒《七錄》既亡,而◆目見于《隋。經籍志》注。

        則引《七略》、《七錄》之文,必云《漢志》、《隋注》。乃是慎言其余之定法也。書有并見,而不數其初,陋矣;引用逸書而不標所出,使人觀其所引,一似逸書猶存。罔矣。以考證之體,而妄援著作之義,以自文其剽竊之私焉,謬矣。

        文辭,猶三軍也;志識,其將帥也。李廣入程不識之軍,而旌旗壁壘一新焉,固未嘗物物而變,事事而更之也。知此意者,可以襲用成文,而不必己出者矣。

        文辭,猶舟車也;志識,其乘者也。輪欲其固,帆欲其捷,凡用舟車,莫不然也;東西南北,存乎其乘者矣。知此義者,可以以我用文,而不致以文役我者矣。

        文辭,猶品物也;志識,其工師也。橙橘楂梅,庖人得之,選甘脆以供籩實也;醫師取之,備藥毒以療疾疢也。知此義者,可以同文異取,同取異用,而不滯其跡者矣。古書斷章取義,各有所用,拘儒不達,介介而爭。

        文辭,猶金石也;志識,其爐錘也。神奇可化臭腐,臭腐可化神奇。知此義者,可以不執一成之說矣。有所得者即神奇,無所得者即臭腐。

        文辭,猶財貨也;志識,其良賈也。人棄我取,人取我與,則賈術通于神明。知此義者,可以斟酌風尚而立言矣。風尚偏趨,貴有識者持之。

        文辭,猶藥毒也;志識,其醫工也。療寒以熱,熱過而厲甚于寒;療熱以寒,寒過而厲甚于熱。良醫當實甚,而已有反虛之憂,故治偏不激,而后無余患也。

        知此義者,可以拯弊而處中矣。

        轉桔槔之機者,必周上下前后而運之。上推下挽,力所及也;正前正后,力不及也。倍其推,則前如墜;倍其挽,則后如躍;倍其力之所及,以為不及之地也。人之聰明知識,必有力所不及者,不可不知所倍以為之地也。

        五味之調,八音之奏,貴同用也。先后嘗之,先后聽之,不成味與聲矣。

        郵傳之達,刻漏之宜,貴接續也。并馳同止,并直同休,不成郵與漏矣。書有數人共成者,歷先后之傳而益精,獲同時之助而愈疏也。先后無爭心,而同時有勝氣也;先后可授受,而同時難互喻也;先后有補救,而同時鮮整暇也。

        人之有能有不能者,無論凡庶圣賢,有所不免者也。以其所能而易其不能,則所求者,可以無弗得也。主義理者拙于辭章,能文辭者疏于征實,三者交譏而未見有已也。義理存乎識,辭章存乎才,征實存乎學,劉子玄所以有三長難兼之論也。一人不能兼,而咨訪以為功,未見古人絕業不可復紹也。

        私心據之,惟恐名之不自我擅焉,則三者不相為功,而且以相病矣。  所謂好古者,非謂古之必勝乎今也,正以今不殊古,而于因革異同,求其折衷也。古之糟魄,可以為今之精華。非貴糟魄而直以為精華也,因糟魄之存,而可以想見精華之所出也。如類書本無深意,古類書尤不如后世類書之詳備;然援引古書,為后世所不可得者,藉是以存,亦可貴寶矣。古之疵病,可以為后世之典型;非取疵病而直以之為典型也,因疵病之存,而可以想見典型之所在也。如《論衡》最為偏駁,然所稱說,有后世失其傳者,未嘗不藉以存。是則學之貴于考征者,將以明其義理爾。

        出辭氣,斯遠鄙悖矣。悖者修辭之罪人,鄙則何以必遠也?不文則不辭,辭不足以存,而將并所以辭者亦亡也。諸子百家,悖于理而傳者有之矣,未有鄙于辭而傳者也。理不悖而鄙于辭,力不能勝;辭不鄙而悖于理,所謂五谷不熟,不如荑稗也。理重而辭輕,天下古今之通義也。然而鄙辭不能奪悖理,則妍媸好惡之公心,亦未嘗不出于理故也。  波者水之風,風者空之波,夢者心之華,文者道之私。止水無波,靜空無風,至人無夢,至文無私。

        演口技者,能于一時并作人畜、水火、男婦、老稚千萬聲態,非真一口能作千萬態也。千萬聲態,齊于人耳,勢必有所止也。取其齊于耳者以為止,故操約而致聲多也。工繪事者,能于尺幅并見遠近、淺深、正側、回互千萬形狀,非真尺幅可具千萬狀也。千萬形狀齊于人目,勢亦有所止也。取其齊于目者以為止,故筆簡而著形眾也。夫聲色齊于耳目,義理齊于人心,等也。

        誠得義理之所齊,而文辭以是為止焉,可以與言著作矣。

        天下有可為其半,而不可為其全者。偏枯之藥,可以治偏枯;倍其偏枯之藥,不可以起死人也。此說見《呂氏春秋》。天下有可為其全,而不可為其半者。  樵夫擔薪兩鈞,捷步以趨,去其半而不能行;非力不足,勢不便也。  風尚所趨,必有其弊,君子立言以救弊,歸之中正而已矣。懼其不足奪時趨也,而矯之或過,則是倍用偏枯之藥而思起死人也。僅取救弊,而不推明斯道之全量,則是擔薪去半,而欲恤樵夫之力也。

        十寸為尺,八尺曰尋。度八十尺而可得十尋,度八百寸而不可得十尋者,積小易差也。一夫之力,可耕百畝,合八夫之力而可耕九百畝者,集長易舉也。學問之事,能集所長,而不泥小數,善矣。

        風會所趨,庸人亦能勉赴;風會所去,豪杰有所不能振也。漢廷重經術,卒史亦能通六書,吏民上書,訛誤輒舉劾。后世文學之士,不習六書之義者多矣。

        義之俗書,見譏韓氏。韓氏又云:“為文宜略識字。”豈后世文學之士,聰明智力不如漢廷卒史之良哉?風會使然也。越人相矜以燕語,能為燕語者,必其熟游都會,長于閱歷,而口舌又自調利過人者也。及至燕,則庸奴賤婢,稚女髫童,皆燕語矣。以是矜越語之丈夫,豈通論哉?仲尼之門,五尺童子羞稱五霸。必謂五尺童子,其才識過于管仲、狐、趙諸賢焉,夫子之所不許也。五谷之與稊稗,其貴賤之品,有一定矣。然而不熟之五谷,猶遜有秋之稊稗焉。而托一時風會所趨者,詡然自矜其途轍,以謂吾得寸木,實勝彼之岑樓焉,其亦可謂不達而已矣。尊漢學,尚鄭、許,今之風尚如此;此乃學古,非即古學也。居然唾棄一切,若隱有所恃。  王公之仆圉,未必貴于士大夫之親介也。而是仆圉也,出入朱門甲第,詡然負異而驕士大夫曰:“吾門大。”不知士大夫者固得叱而系之,以請治于王公,王公亦必撻而楚之,以謝閑家之不飭也。學問不求有得,而矜所托以為高,王公仆圉之類也。

        “喪欲速貧,死欲速朽”,有子以謂非君子之言。然則有為之言,不同正義,圣人有所不能免也。今之泥文辭者,不察立言之所謂,而遽斷其是非,是欲責人才過孔子也。

        《春秋》譏佞人。《公羊傳》。夫子嘗曰:“惡佞口之覆邦家者。”是佞為邪僻之名矣。或人以為“雍也仁而不佞”。或人雖甚愚,何至惜仁人以不能為邪僻?且古人自謙稱不佞,豈以不能邪僻為謙哉?是則佞又聰明才辨之通稱也。荀子著《性惡》,以謂圣人為之“化性而起偽”。偽于六書,人為之正名也。荀卿之意,蓋言天質不可恃,而學問必藉于人為,非謂虛誑欺罔之偽也。而世之罪荀卿者,以謂誣圣為欺誑,是不察古人之所謂,而遽斷其是非也。  古者文字無多,轉注通用,義每相兼。諸子著書,承用文字,各有主義,如軍中之令,官司之式,自為律例;其所立之解,不必彼此相通也。屈平之靈修,莊周之因是,韓非之參伍,鬼谷之捭闔,蘇張之縱衡,皆移置他人之書而莫知其所謂者也。佛家之根、塵、法、相,法律家之以、準、皆、各、及、其、即、若,皆是也。

        馮煖問孟嘗君,收責反命,何市而歸?則曰:“視吾家所寡有者。”學問經世,文章垂訓,如醫師之藥石偏枯,亦視世之寡有者而已矣。以學問文章,徇世之所尚,是猶既飽而進粱肉,既暖而增狐貉也。非其所長,而強以徇焉,是猶方飽粱肉,而進以糠秕;方擁狐貉,而進以裋褐也。其有暑資裘而寒資葛者,吾見亦罕矣。

        寶明珠者,必集魚目;尚美玉者,必競碔砆.是以身有一影,而罔兩居二三也。罔兩乃影旁微影,見《莊子》注。然而魚碔砆之易售,較之明珠美玉為倍捷也。珠玉無心,而碔砆有意,有意易投也。珠玉難變,而碔砆能隨,能隨易合也。珠玉自用,而碔砆聽用,聽用易愜也。珠玉操三難之勢而無一定之價,碔砆乘三易之資而求價也廉,碔砆安得不售,而珠玉安得不棄乎?  鴆之毒也,犀可解之;瘴之厲也,檳榔蘇之。有鴆之地,必有犀焉;瘴厲之鄉,必有檳榔。天地生物之仁,亦消息制化之理有固然也。漢儒傳經貴專門,專門則淵源不紊也。其弊專己守殘,而失之陋。劉歆《七略》,論次諸家流別,而推《官禮》之遺焉,所以解專陋之瘴厲也。唐世修書置館局,館局則各效所長也。

        其弊則漫無統紀,而失之亂。劉知幾《史通》,揚榷古今利病,而立法度之準焉,所以治散亂之瘴厲也。學問文章,隨其風尚所趨,而瘴厲時作者,不可不知檳榔犀角之用也。

        所慮夫藥者,為其偏于治病,病者服之可愈,常人服之,或反致于病也。

        夫天下無全功,圣人無全用。五谷至良貴矣,食之過乎其節,未嘗不可以殺人也。是故知養生者,百物皆可服。知體道者,諸家皆可存。六經三史,學術之淵源也。吾見不善治者之瘴厲矣。

        學問文章,聰明才辨,不足以持世;所以持世者,存乎識也。所貴乎識者,非特能持風尚之偏而已也,知其所偏之中,亦有不得而廢者焉。非特能用獨擅之長而已也,知己所擅之長,亦有不足以該者焉。不得而廢者,嚴于去偽,風尚所趨,不過一偏,惟偽托者,并其偏得亦為所害。而慎于治偏,真有得者,但治其偏足矣。則可以無弊矣。不足以該者,闕所不知,而善推能者;無有其人,則自明所短,而懸以待之,人各有能有不能,充類至盡,圣人有所不能,庸何傷乎?

        今之偽趨逐勢者,無足責矣。其間有所得者,遇非己之所長,則強不知為知,否則大言欺人,以謂此外皆不足道。夫道大如天,彼不幾天者,曾何足論。己處門內,偶然見天,而謂門外之天皆不足道,有是理乎?曾見其人,未暇數責。亦可以無欺于世矣。夫道公而我獨私之,不仁也;風尚所趨,循環往復,不可力勝,乃我不能持道之平,亦入循環往復之中,而思以力勝,不智也。不仁不智,不足以言學也。不足言學,而囂囂言學者乃紛紛也。

        知難為之難乎哉?知之難乎哉?夫人之所以謂知者,非知其姓與名也,亦非知其聲容之與笑貌也;讀其書,知其言,知其所以為言而已矣。讀其書者,天下比比矣;知其言者,千不得百焉。知其言者,天下寥寥矣;知其所以為言者,百不得一焉。然而天下皆曰:我能讀其書,知其所以為言矣。此知之難也。人知《易》為卜筮之書矣,夫子讀之,而知作者有憂患,是圣人之知圣人也;人知《離騷》為詞賦之祖矣,司馬遷讀之,麗悲其志,是賢人之知賢人也。夫不具司馬遷之志,而欲知屈原之志,不具夫子之憂,而欲知文王之憂,則幾乎罔矣。然則古之人,有其憂與其志,不幸不得后之人有能憂其憂、志其志,而因以湮沒不章者,蓋不少矣。

        劉彥和曰:“《儲說》始出,《子虛》初成,秦皇、漢武恨不同時;既同時矣,韓囚馬輕。”蓋悲同時之知音不足恃也。夫李斯之嚴畏韓非,孝武之俳優司馬,乃知之深,處之當,而出于勢之不得不然,所謂跡似不知而心相知也。賈生遠謫長沙,其后召對宣室,文帝至云:“久不見生,自謂過之”,見之乃知不及。

        君臣之際,可謂遇矣;然不知其治安之秦,而知其鬼神之對,所謂跡似相知而心不知也。劉知幾負絕世之學,見輕時流,及其三為史臣,再入東觀,可謂遇矣;然而語史才則千里降追,議史事則一言不合,所謂跡相知而心不知也。夫跡相知者,非如賈之知而不用,即如劉之用而不信矣。

        心相知者,非如馬之狎而見輕,即如韓之讒而遭戮矣。丈夫求知于世,得如韓、馬、賈、劉,亦云盛矣;然而其得如彼,其失如此。若可恃,若不可恃;若可知,若不可知;此遇合之知所以難言也。

        莊子曰:“天下之治方術者,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。”夫“耳目口鼻,皆有所明,而不能相通”。而皆以己之所治,為不可加,是不自知之過也。

        天下鮮自知之人,故相知者少也。凡封己護前不服善者,皆不甚自知者也。

        世傳蕭穎士能識李華《古戰場文》,以謂文章有真賞。夫言根于心,其不同也如面。穎士不能一見而決其為華,而漫云華足以及此,是未得謂之真知也。

        而世之能具蕭氏之識者,已萬不得一;若夫人之學業,固有不止于李華者,于世奚賴焉?凡受成形者,不能無殊致也;凡稟血氣者,不能無爭心也。有殊致,則入主出奴,黨同伐異之弊出矣。有爭心,則挾恐見破,嫉忌詆毀之端開矣,惠子曰:“奔者東走,追者亦東走;東走雖同,其東走之心則異。”今同走者眾矣,亦能知同走之心歟?若可恃,若不可恃;若可知,若不可知;此同道之知所以難言也。

        歐陽修嘗慨《七略》四部,目存書亡,以謂其人之不幸。蓋傷文章之不足恃也。然自獲麟以來,著作之業,得如馬遷、班固,斯為盛矣。遷則藏之名山,而傳之其人,固則女弟卒業,而馬融伏閣以受其書,于今猶日月也。

        然讀《史》、《漢》之書,而察徐廣、裴駰、服虔、應劭諸家之詁釋,其間不得遷、固之意者,十常三四焉。以專門之攻習,猶未達古人之精微,況泛覽所及,愛憎由己耶?夫不傳者,有部目空存之慨;其傳者,又有推求失旨之病,與愛憎不齊之數。若可恃,著不可恃;若可知,若不可知;此身后之知所以難言也。

        人之所以異于木石者,情也。情之所以可貴者,相悅以解也。賢者不得達而相與行其志,亦將窮而有與樂其道;不得生而隆遇合于當時,亦將歿而俟知己于后世。然而有其理者,不必有其事;接以跡者,不必接以心。若可恃,若不可恃;若可知,若不可知。后之視今,亦猶今之視昔。嗟乎!此伯牙之所以絕弦不鼓,而卞生之所以抱玉而悲號者也。夫鷃鵲啁啾,和者多也。  茅葦黃白,靡者眾也。鳳高翔于千仞,桐孤生于百尋,知其寡和無偶,而不能屈折以從眾者,亦勢也。是以君子發憤忘食,暗然自修,不知老之將至,所以求適吾事而已;安能以有涯之生,而逐無涯之毀譽哉?

        釋通《易》曰:“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。”說者謂君子以文明為德,同人之時,能達天下之志也。《書》曰:“乃命重、黎,絕地天通。”說者謂人神不擾,各得其序也。夫先王懼人有匿志,于是乎以文明出治,通明倫類,而廣同人之量焉;先王懼世有夢治,于是乎以人官分職,絕不為通,而嚴畔援之防焉。自六卿分典,五史治書,內史、外史、太史、小史、御史。學專其師,官守其法,是絕地天通之義也。數會于九,書要于六,雜物撰德,同文共軌,是達天下志之義也。

        夫子沒而微言絕,七十子喪而大義乖。漢氏之初,《春秋》分為五,《詩》分為四;然而治《公羊》者,不議《左》、《谷》;業韓《詩》者,不雜齊、魯,專門之業,斯其盛也。自后師法漸衰,學者聰明旁溢,異論紛起。于是深識遠覽之士,懼《爾雅》訓詁之篇,不足以盡絕代離辭,同實殊號,而綴學之徒,無由匯其指歸也;于是總《五經》之要,辨六藝之文,石渠《雜議》之屬,班固《藝文志》《五經雜議》十八篇。始離經而別自為書,則通之為義所由仿也。劉向總校《五經》,編錄三禮,其于戴氏諸記,標分品目,以類相從,而義非專一;若《檀弓》、《禮運》諸篇,俱題通論,則通之定名所由著也。《隋志》有《五經通義》八卷,注,梁有九卷,不著撰人。《唐志》有劉向《五經通義》九卷,然唐以前,記傳無考。

        班固承建初之詔,作《白虎通義》;《儒林傳》稱《通義》,固本傳稱《通德論》,后人去義字,稱《白虎通》,非是。應劭愍時流之失,作《風俗通義》。

        蓋章句訓詁,末流浸失,而經解論議家言,起而救之。二子為書,是后世標通之權輿也。自是依經起義,則有集解、杜預《左傳》、范寧《谷梁》、何晏《論語》。集注、荀爽《九家易》、崔靈恩《毛詩》、孔倫裴松之《喪服經傳》。異同、許慎(五經異義》、賀玚《五經異同評》。然否何休《公羊墨守》、鄭玄《駁議》、譙周《五經然否論》。諸名;離經為書,則有六藝、鄭玄論。圣證、王肅論。匡謬、唐顏師古《匡謬正俗》。兼明宋邱光庭《兼明書》。諸目。其書雖不標通,而體實存通之義,經部流別,不可不辨也。若夫堯、舜之典,統名《夏書》;《左傳》稱《虞書》為《夏書》。

        馬融、鄭玄、王肅三家,首篇皆題《虞夏書》。伏生《大傳》,首篇亦題《虞夏傳》。《國語》、《國策》,不從周記;《太史》百三十篇,自名一子;本名《太史公書》,不名《史記》也。班固《五行》、《地理》,上溯夏、周。《地理》始《禹貢》,《五行》合《春秋》,補司馬遷之闕略,不必以漢為斷也。

        古人一家之言,文成法立,離合銓配,推理是視,固未嘗別為標題,分其部次也。梁武帝以遷、固而下,斷代為書,于是上起三皇,下訖梁代,撰為《通史》一編,欲以包羅眾史。史籍標通,此濫觴也。嗣是而后,源流漸別。總古今之學術,而紀傳一規乎史遷,鄭樵《通志》作焉;《通志》精要,在乎義例。蓋一家之言,諸子之學識,而寓于諸史之規矩,原不以考據見長也。后人議其疏陋,非也。統前史之書志,而撰述取法乎官《禮》,杜佑《通典》作焉;《通典》本劉秩《政典》。合紀傳之互文,紀傳之文,互為詳略。而編次總括乎荀、袁,荀悅《漢紀》三十卷,袁宏《后漢紀》三十卷,皆易紀傳為編年。司馬光《資治通鑒》作焉;匯公私之述作,而銓錄略仿乎孔、蕭,孔◆《文苑》百卷、昭明太子蕭統《文選》三十卷。裴◆《太和通選》作焉。此四子者,或存正史之規,《通志》是也。自《隋志》以后,皆以紀傳一類為正史。或正編年之的,《通鑒》。或以典故為紀綱,《通典》。

        或以詞章存文獻,《通選》。史部之通,于斯為極盛也。大部總達,意存掌故者,當隸史部,與論文家言不一例。至于高氏《小史》、唐元和中,高峻及子迥。姚氏《統史》唐姚康復。之屬,則撙節繁文,自就隱括者也。羅氏《路史》、宋羅泌。鄧氏《函史》明鄧元錫,之屬,則自具別裁,成其家言者也。譙周《古史考》、蘇轍《古史》、馬◆《繹史》之屬,皆采摭經傳之書,與通史異。范氏《五代通錄》,宋范質以編年體,紀梁、唐、晉、漢、周事實。熊氏《九朝通略》,宋熊克合呂夷簡《三朝國史》、王偉《兩朝國史》、李燾洪邁等《四朝國史》,以編年體為九朝書。標通而限以朝代者也;易姓為代,傳統為朝,李氏《南、北史》,李延壽。薛歐《五代史》,薛居正、歐陽修俱有《五代史》。斷代而仍行通法者也。已上二類,雖通數代,終有限斷,非如梁武帝之《通史》,統合古今。其余紀傳故事之流,補緝纂錄之策,紛然雜起。雖不能一律以繩,要皆仿蕭梁《通史》之義,而取便耳日,史部流別,不可不知也。夫師法失傳,而人情怯于復古,末流浸失,而學者囿于見聞。訓詁流而為經解,一變而入于子部儒家,應劭《風俗通義》、蔡邕《獨斷》之類。再變而入于俗儒語錄,程、朱語錄,記者有未別擇處,及至再傳而后浸失,故曰俗儒。三變而入于庸師講章。蒙存淺達之類,支離蔓衍,甚于語錄。不知者習而安焉,知者鄙而斥焉,而不知出于經解之通,而失其本旨者也。載筆匯而有通史,一變而流為史鈔,小史統史之類,但節正史,并無別裁,當入史鈔。向來著錄,入于通史,非是。史部有史鈔,始于《宋史》。再變而流為策士之括類,《文獻通考》之類,雖仿《通典》,而分析次比,實為類書之學。書無別識通裁,便于對策敷陳之用。三變而流為兔園之摘比。《綱鑒合纂》及《時務策括》之類。不知者習而安焉,知者鄙而斥焉,而不知出于史部之通,而亡其大原者也。且《七略》流而為四部,類例顯明,無復深求古人家法矣。然以語錄講章之混合,則經不為經,子不成子也;策括類摘之淆雜,則史不成史,集不為集也。四部不能收,九流無所別,紛壇雜出,妄欲附于通裁,不可不嚴其辨也。夫古人著書,即彼陳編,就我創制,所以成專門之業也。后人并省凡目,取便檢閱,所以入記誦之陋也。夫經師但殊章句,即自名家;費直之《易》,申培之《詩》,《儒林傳》言其別無著述訓詁,而《藝文志》有《費氏說》、《申公魯詩》,蓋即口授章句也。史書因襲相沿,無妨并見;如史遷本《春秋》、《國策》諸書,《漢書》本史遷所記及劉歆所著者,當時兩書并存,不以因襲為嫌。專門之業,別具心裁,不嫌貌似也。剿襲講義,沿習久而本旨已非,明人修《大全》,改先儒成說以就己意。摘比典故,原書出而舛訛莫掩。記誦之陋,漫無家法,易為剽竊也。然而專門之精,與剽竊之陋,其相判也,蓋在幾希之間,則別擇之不可不慎者也。

        通史之修,其便有六:一曰免重復,二曰均類例,三曰便銓配,四曰平是非,五曰去牴牾,六曰詳鄰事。其長有二:一曰具剪裁,二曰立家法。其弊有三:一曰無短長,二曰仍原題,三曰忘標目。何謂免重復?夫鼎革之際,人物事實,同出并見。勝國無征,新王興瑞,即一事也;前朝草竊,新主前驅,即一人也。
      董卓、呂布,范、陳各為立傳,禪位冊詔,梁、程并載全文,所謂復也。《通志》總合為書,事可互見,文無重出,不亦善乎?何謂均類例?夫馬立《天官》,班創《地理》;《齊志。天文》,不載推步;《唐書。藝文》,不敘淵源。依古以來,參差如是。鄭樵著《略》,雖變史志章程,自成家法;但六書七音,原非沿革,昆蟲草木,何嘗必欲易代相仍乎?惟通前后而勒成一家,則例由義起,自就隱括。《隋書。五代史志》,梁、陳、北齊、周、隋。終勝沈、蕭、魏氏之書矣。沈約《宋志》、蕭子顯《南齊志》、魏收《魏志》,皆參差不齊也。何謂便銓配?包羅諸史,制度相仍;推人物挺生,各隨時世。自后妃宗室,標題著其朝代;至于臣下,則約略先后,以次相比。《南、北史》以宗室分冠諸臣之上,以為識別。歐陽《五代史》,始標別朝代。然子孫附于祖父,世家會聚宗支。《南、北史》王謝諸傳,不盡以朝代為斷。一門血脈相承,時世盛衰,亦可因而見矣。即楚之屈原,將漢之賈生同傳;周之太史,偕韓之公子同科;古人正有深意,相附而彰,義有獨斷,末學膚受,豈得從而妄議耶?

        何謂平是非?夫曲直之中,定于易代。然晉史終須帝魏,而周臣不立韓通;雖作者挺生,而國嫌宜慎,則亦無可如何者也。惟事隔數代,而衡鑒至公,庶幾筆削平允,而折衷定矣。何謂去牴牾?斷代為書,各有裁制,詳略去取,亦不相妨。惟首尾交錯,互有出入,則牴牾之端,從此見矣。居攝之事,班殊于范;二劉始末,劉表、劉焉。范異于陳。統合為編,庶幾免此。
      何謂詳鄰事?僭國載紀,四裔外國,勢不能與一代同其終始;而正朔紀傳,斷代為編,則是中朝典故居全,而藩國載紀乃參半也。惟南北統史,則后梁、東魏悉其端,而五代匯編,斯吳、越、荊、潭終其紀也。凡此六者,所謂便也。  何謂具剪裁?通合諸史,豈第括其凡例,亦當補其缺略,截其浮辭,平突填砌,乃就一家繩尺。若李氏《南、北》二史,文省前人,事詳往牒,故稱良史。

        蓋生乎后代,耳目聞見,自當有補前人,所謂憑藉之資,易為力也。  何謂立家法?陳編具在,何貴重事編摩?專門之業,自具體要。若鄭氏《通志》,卓識名理,獨見別裁,古人不能任其先聲,后代不能出其規范。雖事實無殊舊錄,而辨名正物,諸子之意,寓于史裁,終為不朽之業矣。凡此二者,所謂長也。

        何謂無短長?纂輯之書,略以次比,本無增損,但易標題,則劉知幾所謂“學者寧習本書,怠窺新錄”者矣。何謂仍原題?諸史異同,各為品目,作者不為更定,自就新裁。《南史》有《孝義》而無《列女》,詳《列女》篇。《通志》稱《史記》以作時代,《通志》漢、魏諸人,皆標漢、魏,稱時代,非稱史書也。

        而《史記》所載之人,亦標《史記》,而不標時代,則誤仍原文也。一隅三反,則去取失當者多矣。何謂忘題目?帝王、后妃、宗室、世家,標題朝代,其別易見。臣下列傳,自有與時事相值者,見于文詞,雖無標別,但玩敘次,自見朝代。至于《獨行》、《方伎》、《文苑》、《列女》諸篇,其人不盡涉于世事,一例編次。若《南史》吳逵、韓靈敏諸人,幾何不至于讀其書不知其世耶?凡此三者,所謂弊也。

        《說文》訓通為達,自此之彼之謂也。通者,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。讀《易》如無《書》,讀《書》如無《詩》。《爾雅》治訓詁,小學明六書,通之謂也。

        古人離合撰著,不言而喻。漢人以通為標目,梁世以通入史裁,則其體例,蓋有截然不可混合者矣。杜佑以劉秩《政典》為未盡,而上達于三五,《典》之所以名通也。奈何魏了翁取趙宋一代之掌故,亦標其名謂之《國朝通典》乎?既曰國朝,畫代為斷,何通之有?是亦循名而不思其義者也。六卿聯事,職官之書,亦有通之義也。奈何潘迪取有元御史之職守,亦名其書謂之《憲臺通紀》耶?又地理之學,自有專門,州郡志書,當隸外史。

        詳《外篇。毫州志議》。前明改元代行省為十三布政使司,所隸府州縣衛,各有本志。使司幅員既廣,所在府縣,懼其各自為書,未能一轍也,于是哀合所部,別為通志。通者,所以通府州縣衛之各不相通也。奈何修通志者,取府、州、縣、山、川、人、物,分類為編,以府領縣,以縣領事實人文,摘比分標,不相聯合?如是為書,則讀者但閱府縣本志可矣,又何所取于通哉?夫通史人文,上下千年,然而義例所通,則隔代不嫌合撰。使司所領,不過數十州縣,而斤斤分界,惟恐越畔為虞,良由識乏通材,遂使書同胥史矣。  橫通通人之名,不可以概擬也,有專門之精,有兼覽之博。各有其不可易,易則不能為良;備有其不相謀,謀則不能為益。然通之為名,蓋取譬于道路,四沖八達,無不可至,謂之通也。亦取其心之所識,雖有高下、偏全、大小、廣狹之不同,而皆可以達于大道,故曰通也。然亦有不可四沖八達,不可達于大道,而亦不得不謂之通,是謂橫通。橫通之與通人,同而異,近而遠,合而離。

        老賈善于販書,舊家富于藏書,好事勇于刻書,皆博雅名流所與把臂入林者也。禮失求野,其聞見亦頗有可以補博雅名流所不及者,固君子之所必訪也。然其人不過琴工碑匠,藝業之得接于文雅者耳。所接名流既多,習聞清言名論,而胸無智珠,則道聽涂說,根底之淺陋,亦不難窺。周學士長發,以此輩人謂之橫通,其言奇而確也。故君子取其所長,而略其所短,譬琴工碑匠之足以資用而已矣。無如學者陋于聞見,接橫通之議論,已知疾雷之破山,遂使魚目混珠,清流無別。而其人亦遂囂然自命,不自知其通之出于橫也。江湖揮麈,別開琴工碑匠家風,君子所宜慎流別也。  徐生善禮容,制氏識鏗鏘。漢廷討論禮樂,雖宿儒耆學,有不如徐生、制氏者矣。議禮樂者,豈可不與相接?然石渠天祿之議論,非徐生、制氏所得參也。  此亦禮樂之橫通者也。

        橫通之人可少乎?不可少也。用其所通之橫,以佐君子之縱也。君子亦不沒其所資之橫也。則如徐生之禮容,制氏之鏗鏘,為補于禮樂,豈少也哉?  無如彼不自知其橫也,君子亦不察識其橫也。是禮有玉帛,而織婦琢工,可參高堂之座;樂有鐘鼓,而熔金制革,可議河間之記也。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流別,而橫通不可以強附清流,斯無惡矣。

        評婦女之詩文,則多假借,作橫通之序跋,則多稱許。一則憐其色,一則資其用也。設如試院之糊名易書,俾略知臭味之人,詳晰辨之,有不可欺者矣。雖然,婦女之詩文,不過風云月露,其陋易見;橫通之序跋,則稱許學術。一言為智為不智,君子于斯,宜有慎焉。

        橫通之人,無不好名。好名者,陋于知意者也。其所依附,必非第一流也。有如師曠之聰,辨別通于鬼神,斯惡之矣。故君子之交于橫通也,不盡其歡,不竭其忠;為有試之譽,留不盡之辭,則亦足以相處矣。

        繁稱嘗讀《左氏春秋》,而苦其書人名字,不為成法也。夫幼名,冠字,五十以伯仲,死謚,周道也。此則稱于禮文之言,非史文述事之例也。左氏則隨意雜舉,而無義例;且名字謚行以外,更及官爵封邑,一篇之中,錯出互見。茍非注釋相傳,有受授至今,不復識為何如人。是以后世史文,莫不鉆仰左氏,而獨于此事,不復相師也。

        史遷創列傳之體,列之為言,排列諸人為首尾,所以標異編年之傳也。  然而列人名目,亦有不齊者,或爵,淮陰侯之類。或官,李將軍之類。或直書名;雖非左氏之錯出,究為義例不純也。或曰:遷有微意焉。夫據事直書,善惡自見,《春秋》之意也。必標目以示褒貶,何怪沈約、魏收諸書,直以標題為戲哉!況七十列傳,稱官爵者,偶一見之,余并直書姓名,而又非例之所當貶;則史遷創始之初,不能無失云爾。必從而為之辭,則害于道矣。

        唐末五代之風詭矣,稱人不名不姓,多為諧隱寓言,觀者乍覽其文,不知何許人也。如李曰隴西,王標瑯琊,雖頗乖忤,猶曰著郡望也。莊姓則稱漆園,牛姓乃你太牢,則詼嘲諧劇,不復成文理矣。凡斯等類,始于駢麗華詞,漸于尺牘小說,而無識文人,乃用之以記事;宜乎試牘之文,流于茁軋,而文章一道入混沌矣。

        自歐、曾諸君,擴清唐末五季之詭僻,而宋、元三數百年,文辭雖有高下,氣體皆尚清真,斯足尚矣。而宋人又自開其纖詭之門者,則盡人而有號,一號不止,而且三數未已也。夫上古淳質,人止有名而已。周道尚文,幼名冠字。故卑行之于尊者,多避名而稱字。故曰字以表德。不足而加之以號,則何說也?流及近世。風俗日靡,始則去名而稱字,漸則去字而稱號;于是卑行之于所尊,不但諱名,且諱其字,以為觸犯,豈不諂且瀆乎?孔子曰:“名不正,則言不順。”稱號諱字,其不正不順之尤者乎!

        號之原起,不始于宋也。春秋、戰國,蓋已兆其端矣。陶朱、鴟夷子皮,有所托而逃焉者也。鶡冠、鬼谷諸子,自隱姓名,人則因其所服所居而加之號也。

        皆非無故而云然也。唐開元間,宗尚道教,則有真人賜號,南華、沖虛之類。法師賜號,葉靖法師之類。女冠賜號,太真王妃之類。僧伽賜號。

        三藏法師之類。三藏在太宗時,不始開元,今以類舉及之。此則二氏之徒所標榜,后乃逮于隱逸,陳摶、林逋之類。尋播及于士流矣。然出朝廷所賜,雖非典要,猶非本人自號也。度當日所以榮寵之意,已死者同于謚法,未死者同于頭銜,蓋以空言相賞而已矣。

        自號之繁,仿于郡望,而沿失于末流之已甚者也。蓋自六朝門第爭標郡望,凡稱名者,不用其人所居之本貫,而惟以族姓著望,冠于題名,此劉子玄之所以反見笑于史官也。沿之既久,則以郡望為當時之文語而已矣。既以文語相與鮮新,則爭奇吊詭,名隨其意,自為標榜。故別號之始,多從山泉林藪以得名,此足征為郡望之變,而因托于所居之地者然也。漸乃易為堂軒亭苑,則因居地之變,而反托于所居之室者然也。初則因其地,而后乃不必有其地者,造私臆之山川矣。

        初或有其室,而后乃不必有此室者,構空中之樓閣矣。識者但知人心之尚詭,而不知始于郡望之濫觴,是以君子惡夫作俑也。

        峰泉溪橋,樓亭軒館,亦既繁復而可厭矣,乃又有出于諧聲隱語,此則宋、元人之所未及開,而其風實熾于前明至近日也。或取字之同音者為號,或取字形離合者為號。夫盜賊自為號者,將以惑眾也;赤眉、黃巾,其類甚多。娼優自為號者,將以媚客也。燕鶯娟素之類甚多,而士大夫乃反不安其名字,而紛紛稱號焉,其亦不思而已矣。

        逸囚多改名,懼人知也;出婢必更名,易新主也。故屢逸之囚,轉賣之婢,其名必多,所謂無如何也。文人既已架字而立號,茍有寓意,不得不然,一已足矣。顧一號不足,而至于三且五焉。噫!可謂不憚煩矣。

        古人著書,往往不標篇名。后人校讎,即以篇首字句名篇。不標書名,后世校讎,即以其人名書。此見古人無意為標榜也。其有篇名書名者,皆明白易曉,未嘗有意為吊詭也。然而一書兩名,先后文質,未能一定,則皆校讎諸家,易名著錄,相沿不察,遂開歧異;初非著書之人,自尚新奇,為吊詭也。

        有本名質而著錄從文者,有本名文而著錄從質者,有書本全而為人偏舉者,有書本偏而為人全稱者,學者不可不知也。本名質而著錄從文者,《老子》本元經名,而書尊《道德》;《莊子》本以人名,而書著《南華》之類是也。漢稱《莊子》。唐則敕尊《南華真經》,在開元時《隋志》已有《南華》之目。本名文而著錄從質者,劉安之書,本名《鴻烈解》,而《漢志》但著《淮南內外》;蒯通之書,本名《雋永》,而《漢志》但著《剛通》本名之類是也。《雋永》八十一首,見本傳,與志不符。書名本全而為人偏舉者,《呂氏春秋》有十二紀、八覽、六論,而后人或稱《呂覽》,《屈原》二十五篇,《離騷》特其首篇,而后世竟稱《騷賦》之類是也。劉向名之《楚辭》,后世遂為專部。書名本偏而為人全稱者,《史記》為書策紀載總名,而后人專名《太史公書》;孫武八十余篇,有圖有書,而后人即十三篇稱為《孫子》之類是也。此皆校讎著錄之家所當留意。已詳《校讎通義》。雖亦質文升降,時會有然,而著錄之家,不為別白,則其流弊,無異別號稱名之吊詭矣。

        子史之書,名實同異,誠有流傳而不能免者矣。集部之興,皆出后人綴集,故因人立名,以示志別,東京訖于初唐,無他歧也。中葉文人,自定文集,往往標識集名,《會昌一品》、元白《長慶》之類,抑亦支矣。然稱舉年代,猶之可也。或以地名,杜牧《樊川集》,獨孤及《毗陵集》之類。或以官名,韓偓《翰林集》。猶有所取。至于詼諧嘲弄,信意標名,如《錦囊》、李松。《忘筌》、楊懷玉。《披沙》、李咸用。《屠龍》熊皦。《聱書》、沈顏。《漫編》,元結。

        紛紛標目,而大雅之風,不可復作矣。

        子史之書,因其實而立之名,蓋有不得已焉耳。集則傳文之散著者也。

        篇什散著,則皆因事而發,各有標題,初無不辨宗旨之患也。故集詩集文,因其散而類為一人之言,則即人以名集,足以識矣。上焉者,文雖散而宗旨出于一,是固子史專家之遺范也;次焉者,文墨之佳,而萃為一,則亦雕龍技曲之一得也。其文與詩,既以各具標名,則固無庸取其會集之詩文而別名之也。人心好異,而競為際題,固已侈矣。至于一名不足,而分輯前后,離析篇章,或取歷官資格,或取游歷程途,富貴則奢張榮顯,卑徽則醞釀寒酸,巧立名目,橫分字號;遂使一人詩文,集名無數,標題之錄,靡于文辭,篇卷不可得而齊,著錄不可從而約;而問其宗旨,核其文華,黃茅白葦,毫發無殊。是宜概付丙丁,豈可猥塵甲乙者乎?歐、蘇諸集,已欠簡要,猶取文足重也。近代文集,逐狂更甚,剛無理取鬧矣。

        匡謬書之有序,所以明作書之旨也,非以為觀美也;序其篇者,所以明一篇之旨也。至于篇第相承,先后次序,古人蓋有取于義例者焉,亦有無所取于義例者焉,約其書之旨而為之,無所容勉強也。《周易。序卦》二篇,次序六十四卦相承之義,《乾》、《坤》、《屯》、《蒙》而下,承受各有說焉。

        《易》義雖不盡此,此亦《易》義所自具,而非強以相加也。吾觀后人之序書,則不得其解焉。書之本旨,初無篇第相仍之義例,觀于古人而有慕,則亦為之篇序焉。猥填泛語,強結韻言,以為故作某篇第一,故述某篇第二,自謂淮南、太史、班固、揚雄,何其惑耶?夫作之述之,誠聞命矣。故一故二,其說又安在哉?且如《序卦》,《屯》次《乾》、《坤》,必有其義。  盈天地間惟萬物,《屯》次《乾》、《坤》之義也。故受之以《屯》者,蓋言不可受以《需》、《訟》諸卦,而必受以《屯》之故也。《蒙》、《需》以下,亦若是焉而已矣。此《序卦》之所以稱次第也。后人序篇,不過言斯篇之不可不作耳。必于甲前乙后,強以聯綴為文,豈有不可互易之理,如《屯》、《蒙》之相次乎?是則慕《易》序者,不如序《詩》、《書》之為得也。《詩》、《書》篇次,豈盡無義例哉?然必某篇若何而承某篇則無是也。六藝垂教,其揆一也,何必優于《易》序,而歉于《詩》、《書》之序乎?趙岐《孟子篇序》,尤為穿鑿無取。

        夫書為象數而作者,其篇章可以象數求也。其書初不關乎象數者,必求象數以實之,則鑿矣。《易》有兩儀四象,八八相生,其卦六十有四,皆出天理之自然也。《太玄》九九為八十一,《潛虛》五五為二十五,擬《易》之書,其數先定,而后搞文,故其篇章,同于兵法之部伍,可約而計也。司馬遷著百三十篇,自謂紹名世而繼《春秋》,信哉,三代以后之絕作矣。然其自擬,則亦有過焉者也。本紀十二,隱法《春秋》之十二公也。《秦紀》分割莊襄以前,別為一卷,而末終漢武之世,為作《今上本紀》,明欲分占篇幅,欲副十二之數也。夫子《春秋》,文成法立,紀元十二,時世適然,初非十三已盈,十一則歉也。漢儒求古,多拘于跡,識如史遷,猶未能免,此類是也。然亦本紀而已,他篇未必皆有意耳。而治遷書者之紛紛好附會也,則白十二本紀,法十二月也,八書法八風,十表法十干,三十世家法一月三十日,七十列傳法七十二候,百三十篇法一歲加閏,此則支離而難喻者矣。

        就如其說,則表法十干,紀當法十二支,豈帝紀反用地數,而王侯用天數乎?

        歲未及三,何以象閏?七十二候,何以缺二?循名責實,觸處皆矛盾矣。然而子史諸家,多沿其說,或取陰陽奇偶,或取五行生成,少則并于三五,多或配至百十,寧使續鳧斷鶴,要必象數相符。孟氏七篇,必依七政;屈原《九歌》,難合九章。近如鄧氏《函史》之老陽少陽,《景岳全書》之八方八陣,則亦幾何其不為兒戲耶?

        古人著書命篇,取辨甲乙,非有深意也;六藝之文,今具可識矣。蓋有一定之名,與無定之名,要皆取辨甲乙,非有深意也。一定之名,典謨、貢、范之屬是也;《帝典》、《皋陶謨》、《禹貢》、《洪范》,皆古經定名。

        他如《多方》、《多士》、《梓材》之類,皆非定名。無定之名,《風》詩《雅》、《頌》之屬是也。皆以章首二字為名。諸子傳記之書,亦有一定之名與無定之名,隨文起例,不可勝舉;其取辨甲乙,而無深意,則大略相同也。象數之書,不在其例。夫子沒而微言絕,《論語》二十篇,固六藝之奧區矣;然《學而》、《為政》諸篇目,皆取章首字句標名,無他意也。《孟子》七篇,或云萬章之徒所記,或云孟子自著,要亦誦法《論語》之書也。

        《梁惠王》與《公孫丑》之篇名,則亦章首字句,取以標名,豈有他哉?說者不求篇內之義理,而過求篇外之標題,則于義為鑿也。師弟問答,自是常事,偶居章首而取以名篇,何足異哉?說者以為衛靈公與季氏,乃當世之諸侯大夫,孔子道德為王者師,故取以名篇,與《公冶》、《雍也》諸篇,等于弟子之列爾;《孟子》篇名有《梁惠王》、《滕文公》,皆當世之諸侯,而與《萬章》、《公孫丑》篇同列,亦此例也;此則可謂穿鑿而無理者矣。

        就如其說,則《論語》篇有《泰伯》,古圣賢也。《堯曰》,古圣帝也。豈亦將推夫子為堯與泰伯之師乎?《微子》,孔子祖也。《微子》名篇,豈將以先祖為弟子乎?且諸侯之中,如齊桓、晉文,豈不賢于衛靈?弟子自是據同時者而言,則魯哀與齊景亦較衛靈為賢,不應取此也。晏嬰、蘧瑗,豈不賢于季氏?同在章中,何不升為篇首,而顧去彼取此乎?孟子之于告子,蓋卑之不足道矣。乃與公孫、萬章,躋之同列,則無是非之心矣。執此義以說書,無怪后世著書,妄擬古人而不得其意者,滔滔未已也。

        或曰:附會篇名,強為標榜,蓋漢儒說經,求其說而不免太過者也。然漢儒所以為此,豈竟全無所見,而率然自伸其臆歟?余曰:此恐周末賤儒,已有開其端矣。著書之盛,莫甚于戰國;以著書而取給為于祿之資,蓋亦始于戰國也。故屈平之草稿,上官欲奪,而《國策》多有為人上書,則文章重,而著書開假借之端矣。《五蠹》、《孤憤》之篇,秦王見之,至恨不與同生,則下以是于,上亦以是取矣。求取者多,則矜榜起,而飾偽之風亦開。余覽《漢。藝文志》,儒家者流,則有《魏文侯》與《平原君》書。讀者不察,以謂戰國諸侯公子,何以入于儒家?不知著書之人,自托儒家,而述諸侯公子請業質疑,因以所問之人名篇居首;其書不傳,后人誤于標題之名,遂謂文侯、平原所自著也。夫一時逐風會而著書者,豈有道德可為人師,而諸侯卿相,漫無擇決,概焉相從而請業哉?必有無其事,而托于貴顯之交以欺世者矣。《國策》一書,多記當時策士智謀;然亦時有奇謀詭計,一時未用,而著書之士,愛不能割,假設主臣問難以快其意。

        如蘇子之于薛公及楚太子事,其明征也。然則貧賤而托顯貴交言,愚陋而附高明為伍,策士夸詐之風,又值言辭相矜之際,天下風靡久矣。而說經者目見當日時事如此,遂謂圣賢道德之隆,必藉諸侯卿相相與師尊,而后有以出一世之上也。嗚呼!此則囿于風氣之所自也。  假設問答以著書,于古有之乎?曰:有從實而虛者,《莊》、《列》寓言,稱述堯、舜、孔、顏之問答,望而知其為寓也;有從虛而實者,《屈賦》所稱漁父、詹尹,本無其人,而入以屈子所自言,是彼無而屈子固有也,亦可望而知其為寓也。有從文而假者,楚太子與吳客,烏有先生與子虛也;有從質而假者,《公》、《谷》傳經,設為問難,而不著人名是也。后世之士,詞掞藻,率多詭托,知讀者之不泥跡也。考質疑難,必知真名;不得其人,而以意推之,則稱或問,恐其以虛構之言,誤后人也。近世著述之書,余不能無惑矣。理之易見者,不言可也;必欲言之,直筆于書,其亦可也。作者必欲設問,則已迂矣;必欲設問,或托甲乙,抑稱或問,皆可為也。必著人以實之,則何說也?且所托者,又必取同時相與周旋,而少有聲望者也,否則不足以標榜也;至取其所著,而還詰問之,其人初不知也,不亦誣乎?且問答之體,問者必淺,而答者必深;問者有非,而答者必是。今偽托于問答,是常以深且是者自予,而以淺且非者予人也,不亦薄乎?君子之于著述,茍足顯其義,而折是非之中,雖果有其人,猶將隱其姓名而存忠厚,況本無是說而強坐于人乎?誣人以取名,與動人以求利,問以異乎?且文有起伏,往往假于義有問答,是則在于文勢則然,初不關于義有伏匿也;倘于此而猶須問焉,是必愚而至陋者也。今乃坐人愚陋,而以供已文之起伏焉,則是假推官以葉韻也。昔有居下僚而吟詩謗上官者,上官召之,適與某推官者同見。
      上官詰之,其人復吟詩以自解,而結語云問某推官。推官初不知也,惶懼無以自白,退而詰其何為見誣,答曰:非有他也,借君銜以葉韻爾。

        問難之體,必屈問而申答,固非義理有至要,君子不欲著屈者之姓氏也。

        孟子拒楊、墨,必取楊、墨之說而辟之,則不惟其人而惟其學。故引楊、墨之言,但明楊、墨之家學,而不必專指楊朱、墨翟之人也。是其拒之之深,欲痛盡其支裔也。蓋以彼我不兩立,不如是,不足以明先王之大道也。彼異學之視吾儒,何獨不然哉?韓非治刑名之說,則儒、墨皆在所擯矣。墨者之言少,而儒則《詩》、《書》六藝,皆為儒者所稱述,故其歷詆堯、舜、文、周之行事,必藉儒者之言以辨之。故諸《難》之篇,多標儒者,以為習射之的焉。此則在彼不得不然也,君子之所不屑較也。然而其文華而辨,其意刻而深,后世文章之士,多好觀之。惟其文而不惟其人,則亦未始不可參取也。

        王充《論衡》,則效諸《難》之文而為之。效其文者,非由其學也,乃亦標儒者而詰難之;且其所詰,傳記錯雜,亦不盡出儒者也;強坐儒說,而為志射之的焉,王充與儒何仇乎?且其《問孔》、《刺孟》諸篇之辨難,以為儒說之非也,其文有似韓非矣。韓非絀儒,將以申刑名也;王充之意,將亦何申乎?觀其深斥韓推鹿馬之喻以尊儒,且其自敘,辨別流俗傳訛,欲正人心風俗,此則儒者之宗旨也。然則王充以儒者而拒儒者乎?韓非宗旨,固有在矣;其文之雋,不在能斥儒也。王充泥于其文,以為不斥儒,則文不雋乎?

        凡人相詬,多反其言以詬之,情也;斥名而詬,則反詬者必易其名,勢也。

        今王充之斥懦,是彼斥反詬,而仍用己之名也。

        質性《洪范》三德,正直協中,剛柔互克,以劑其過與不及;是約天下之心知血氣,聰明才力,無出于三者之外矣。孔子之教弟子,不得中行,則思狂狷,是亦三德之取材也。然而鄉愿者流,貌似中行而譏狂狷,則非三德所能約也。孔、孟惡之為德之賊,蓋與中行狂狷,亂而為四也。乃人心不古,而流風下趨,不特偽中行者亂三為四,抑且偽狂偽狷者流,亦且亂四而為六;不特中行不可希冀,即求狂狷之誠然,何可得耶?孟子之論知言,以為生心發政,害于其事。吾蓋于撰述諸家,深求其故矣。其曼衍為書,本無立言之旨,可弗論矣。乃有自命成家,按其宗旨,不盡無謂;而按以三德之實,則失其本性,而無當于古人之要道,所謂似之而非也。學者將求大義于古人,而不于此致辨焉,則始于亂三而六者,究且因三偽而亡三德矣。嗚呼!質性之論,豈得已哉?  《易》曰:“言有物而行有恒。”《書》曰:“詩言志。”吾觀立言之君子,歌詠之詩人,何其紛紛耶?求其物而不得也,探其志而茫然也,然而皆曰,吾以立言也,吾以賦詩也。無言而有言,無詩而有詩,即其所謂物與志也。然而自此紛紛矣。

        有志之士,矜其心,作其意,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。學必本于性天,趣必要于仁義,稱必歸于《詩》、《書》,功必及于民物。是堯、舜而非桀、紂,尊孔、孟而拒楊、墨。其所言者,圣人復起,不能易也。求其所以為言者,宗旨茫然也。譬如《彤弓》、《湛露》,奏于賓筵,聞者似謂肄業及之也。或曰:宜若無罪焉。然而子莫于焉執中,鄉愿于焉無刺也。惠子曰:“走者東走,逐者亦東走,東走雖同,其東走之情則異。”觀斯人之所言,其為走之東歟?逐之東歟?是未可知也。然而自此又紛紛矣。  豪杰者也,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,吾實有志焉,物不得其平則鳴也。觀其稱名指類,或如詩人之比興,或如說客之諧隱,即小而喻大,吊古而傷時,嬉笑甚于裂眥,悲歌可以當泣,誠有不得已于所言者。以謂賢者不得志于時,發憤著書以自表見也。蓋其旨趣,不出于《騷》也。吾讀騷人之言矣:“紛吾有此內美,又重之以修能。”太史遷曰:“余讀《離騷》,悲其志。”又曰:“明道德之廣崇,治亂之條貫,其志潔,其行廉,◆然泥而不滓,雖與日月爭光可也。”此賈之所以吊屈,而遷之所以傳賈也;斯皆三代之英也。

        若夫托于《騷》以自命者,求其所以牢騷之故而茫然也。嗟窮嘆老,人富貴而已貧賤也,人高第而已擯落也,投權要而遭按劍也,爭勢利而被傾軋也,為是不得志,而思托文章于《騷》、《雅》,以謂古人之志也;不知中人而下,所謂“齊心同所愿,含意而未伸”者也。夫科舉擢百十高第,必有數千賈誼,痛哭以吊湘江,江不聞矣;吏部敘千百有位,必有盈方屈原,搔首以賦《天問》,天厭之矣。孟子曰:“有伊尹之志則可,無伊尹之志則篡也。”吾謂年騷者,有屈賈之志則可,無屈賈之志則鄙也。然而自命為騷者,且紛紛矣。

        有曠觀者,從而解曰:是何足以介也!吾有所言,吾以適吾意也。人以吾為然,吾不喜也;人不以吾為然,吾不慍也。古今之是非,不欲其太明也;人我之意見,不欲其過執也。必欲信今,又何為也?有言不如無言之為愈也。

        是其宗旨蓋欲托于莊周之齊物也。吾聞莊周之言曰:“內圣外王之學,暗而不明”也,“百家往而不反,道術將裂”也,“寓言十九,卮言日出。”然而稠適上遂,充實而不可以已,則非無所持,而漫為達觀,以略世事也。今附莊而稱達者,其旨果以言為無用歟?雖其無用之說,可不存也。而其無用之說,將以垂教歟?則販夫皂隸,亦未聞其必蘄有用也。豕腹饕饕,羊角戢戢,何嘗欲明古今之是非,而執人我之意見也哉?怯之所以勝勇者,力有余而不用也;訥之所以勝辨者,智有余而不竟也。蛟龍戰于淵,而螞蟻不知其勝負;虎豹角于山,而螾貍不知其強弱。乃不能也,非不欲也。以不能而托于不欲,則夫婦之愚,可齊上智也。然而遁其中者,又紛紛矣。

        易曰:“一陰一陽之謂道。”陽變陰合,循環而不窮者,天地之氣化也,人秉中和之氣以生,則為聰明睿智。毗陰毗陽,是宜剛克柔克,所以貴學問也。驕陽診陰,中于氣質,學者不能自克,而以似是之非為學問,則不如其不學也。孔子曰:“不得中行而與之,必也狂狷乎!狂者進取,狷者有所不為。”莊周、屈原,其著述之狂狷乎?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,受物之汶汶,不屑不潔之狷也;莊周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,而不傲倪于萬物,進取之狂也。

        昔人謂莊、屈之書,哀樂過人;蓋言性不可見,而情之奇至如莊、屈,狂狷之所以不朽也。鄉愿者流,托中行而言性天,剽偽易見,不足道也。于學見其人,而以情著于文,庶幾狂狷可與乎!然而命騷者鄙,命莊者妄。狂狷不可見,而鄙且妄者,紛紛自命也。夫情本于性也,才率于氣也。累于陰陽之間者,不能無盈虛消息之機。才情不離乎血氣,無學以持之,不能不受陰陽之移也。陶舞慍戚,一身之內,環轉無端,而不自知。茍盡其理,雖夫子憤樂相尋,不過是也。其下焉者,各有所至,亦各有所通。大約樂至沉酣,而惜光景,必轉生悲;而憂患既深,知其無可如何,則反為曠達。屈原憂極,故有輕舉遠游、餐霞飲瀣之賦;莊周樂至,故有后人不見天地之純、古人大體之悲;此亦倚伏之至理也。若夫毗于陰者,妄自期許,感慨橫生,賊夫騷者也;毗于陽者,猖狂無主,動稱自然,賊夫莊者也。然而亦且循環未有已矣。  族子廷楓曰:“論史才史學而不論義德,論文情文心而不論文性,前人自有缺義。此與《史德》篇,俱足發前人之覆。”黠陋取蒲于董澤,承考于《長楊》,矜謁者之通,著卜肆之應,人謂其黠也;非黠也,陋也。名者實之賓,徇名而忘實,并其所求之名而失之矣,質去而文不能獨存也。太上忘名,知有當務而已,不必人之謂我何也。其次顧名而思義。天下未有茍以為我樹名之地者,因名之所在,而思其所以然,則知當務而可自勉矣。

        其次畏名而不妄為。盡其所知所能,而不強所不知不能。黠者視之,有似乎拙也;非拙也,交相為功也。最下徇名而忘實。

        取蒲于董澤,何謂也?言文章者宗《左》、《史》。《左》、《史》之于文,猶六經之刪述也。《左》因百國寶書,《史》因《尚書》、《國語》及《世本》、《國策》、《楚漢春秋》諸記載;己所為者十之一,刪述所存十之九也,君子不以為非也。彼著書之旨,本以刪述為能事,所以繼《春秋》而成一家之言者,于是兢兢焉,事辭其次焉者也。古人不以文辭相矜私,史文又不可以憑虛而別構;且其所本者,并懸于天壤,觀其入于刪述之文辭,猶然各有其至焉。斯亦陶熔同于造化矣。吾觀近日乏文集,而不能無惑也。

        傳記之文,古人自成一家之書,不以入集,后人散著以入集,文章之變也。

        既為集中之傳記,即非刪述專家之書矣;筆所聞見,以備后人之刪述,庶幾得當焉。黠于好名而陋于知意者,窺見當世之學問文章,而不能無動矣,度己之才力,不足以致之;于是有見史家之因襲,而點次其文為傳記,將以淵海其集焉,而不知其不然也。宣城梅氏之歷算,家有其書矣;哀錄歷議,書盈二卷,以為傳而入文集,何為乎?退而省其私,未聞其于律算有所解識也。

        丹溪朱氏之醫理,人傳其學矣;節鈔醫案,文累萬言,以為傳而入文集,何為乎?進而求其說,未聞其于方術有所辨別也。班固因《洪范》之傳而述《五行》,因《七略》之書而敘《藝文》。班氏未嘗深于災祥,精于校◆也;而君子以謂班氏之刪述,其功有補于馬遷;又美班氏之刪述,善于因人而不自用也。蓋以《漢書》為廟堂,諸家學術,比于大鏞◆鼓之陳也。今為梅、朱作傳者,似羨宗廟百官之美富,而竊取庭燎反坫,以為蓬戶之飾也。雖然,亦可謂拙矣。經師授受,子術專家,古人畢生之業也;茍可獵取菁華,以為吾文之富有,則四庫典籍,猶董澤之蒲也,又何沾沾于是乎?

        承考于《長楊》,何謂也?善則稱親,過則歸己,此孝子之行,亦文章之體也。《詩》、《書》之所稱述,遠矣。三代而后,史遷、班固俱世為史,而談、彪之業,亦略見于遷、固之敘矣。后人乃謂固盜父書,而遷稱親善。

        由今觀之,何必然哉?談之緒論,僅見六家宗旨,至于留滯周南,父子執手欷◆,以史相授,僅著空文,無有實跡。至若彪著《后傳》,原委具存,而三紀論贊,明著彪說,見家學之有所接受;何得如人之所言,致啟鄭樵誣班氏以盜襲之嫌哉?第史遷之敘談,既非有意為略;而班固之述彪,亦非好為其詳;孝子甚愛其親,取其親之行業而筆之于書,必肖其親之平日,而身之所際不與也。

        吾觀近日之文集,而不能無惑焉。其親無所稱述歟?闕之可也;其親僅有小善歟?如其量而錄之,不可略而為漏,溢而為誣可也。黠于好名而陋于知意者,侈陳已之功績,累牘不能自休,而曲終奏雅,則曰吾先人之教也;甚至敷張己之榮遇,津津有味其言,而賦卒為亂,則曰吾先德之報也。夫自敘之文,過于揚厲,劉知幾猶譏其言志不讓,率爾見哂矣。況稱述其親,乃為自詡地乎?夫張湯有后,史臣為薦賢者勸也;出之安世之口,則悖矣。伯起世德,史臣為清忠者幸也,出之秉、賜之書,則舛矣。昔人謂《長楊》、《上林》諸賦,侈陳游觀,而末寓箴規,以謂諷一而勸百。斯人之文,其殆自詡百,而稱親者一歟?

        矜謁者之通,何謂也?國史敘《詩》,申明六義。蓋詩無達言,作者之旨,非有序說,則其所賦,不辨何謂也?今之《詩序》,以謂傳授失其義,則可也;謂無待于序,不可也。《書》之有序,或者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,當有篇目歟!今之《書序》,意亦經師授受之言,仿《詩序》而為者歟!讀《書》終篇,則事理自見;故《書》雖無序,而書義未嘗有妨也。且《書》故有序矣,訓誥之文終篇記言,則必書事首簡,以見訓誥所由作。是記事之《書》無需序,而記言之《書》本有序也。由是觀之,序之有無,本于文之明晦,亦可見矣。吾觀近日之文集,而不能無惑也。樹義之文,或出前人所已言也,或其是非本易見也,其人未嘗不知之,而必為之論著者,其中或亦有微意焉,或有所托而諷焉,或有所感而發焉。既不明言其故矣,必當序其著論之時世,與其所見所聞之大略,乃使后人得以參互考質,而見所以著論之旨焉。是亦《書》序訓誥之遺也。乃觀論著之文,論所不必論者,十常居七矣,其中豈無一二出于有為之言乎?然如風《詩》之無序,何由知其微旨也!且使議論而有序,則無實之言類于經生帖括者,亦可稍汰焉,而人多習而不察也。至于序事之文,古人如其事而出之也。乃觀后世文集,應人請而為傳志,則多序其請之之人,且詳述其請之之語。偶然為之,固無傷也;相習成風,則是序外之序矣。雖然,猶之可也。黠于好名而陋于知意者,序人請乞之辭,故為敷張揚厲以諛己也。一則曰:吾子道德高深,言為世楷,不得吾子為文,死者目不瞑焉;再則曰:吾子文章學問,當代宗師,茍得吾子一言,后世所征信焉。己則多方辭讓,人又搏顙固求。凡斯等類,皆入文辭,于事毫無補益,而借人炫己,何其厚顏之甚邪?且文章不足當此,是誣死也;請者本無是言,是誣生也。若謂事之緣起,不可不詳,則來請者當由門者通謁,刺揭先投,入座寒溫,包苴后饋,亦緣起也,易亦詳而志之乎?而謂一時請文稱譽之辭,有異于是乎?  著卜肆之應,何謂也?著作降而為文集,有天運焉,有人事焉。道德不修,學問無以自立,根本蹶而枝葉萎,此人事之不得不降也。世事殊而文質變,人世酬酢,禮法制度,古無今有者,皆見于文章。故惟深山不出則已矣,茍涉乎人世,則應求取給,文章之用多而文體分,分則不能不出于文集。其有道德高深,學問精粹者,即以文集為著作,所謂因事立言也;然已不能不雜酬酢之事,與給求之用也,若不得為子史專家,語無泛涉也。其誤以酬酢給求之文為自立而紛紛稱集者,蓋又不知其幾矣。此則運會有然,不盡關于人事也。

        吾觀近日之文集,而不能無惑也。史學衰,而傳記多雜出,若東京以降,《先賢》、《耆舊》諸傳,《拾遺》、《搜神》諸記,皆是也;史學廢,而文集入傳記,若唐、宋以還,韓、柳志銘,歐、曾序述,皆是也。負史才者不得身當史任,以盡其能事,亦當搜羅聞見,核其是非,自著一書,以附傳記之專家;至不得已,而因人所請,撰為碑、銘、序、述諸體,即不得不為酬酢應給之辭,以雜其文指,韓、柳、歐、曾之所謂無可如何也。黠于好名而陋于知意者,度其文采不足以動人,學問不足以自立,于是思有所托以附不朽之業也,則見當世之人物事功,群相夸詡,遂謂可得而藉矣。藉之,亦似也;不知傳記專門之撰述,其所識解又不起于韓、歐文集也,以謂是非碑志不可也。碑志必出子孫之所求,而入之子孫未嘗求之也,則虛為碑志以入集,似乎子孫之求之,自謂庶幾韓、歐也。  夫韓、歐應人之求而為之,出于不得已;故歐陽自命在五代之史,而韓氏欲誅奸諛于既死,發潛德之幽光,作唐之一經,尚恨托之空言也。今以人所不得已而出之者,仰窺有余羨,乃至優孟以摩之,則是詞科之擬誥,非出于絲綸,七林之答問,不必有是言也,將何以征金石,昭來許乎?夫舍傳記之直達,而效碑志之旁通,取其似韓、歐耶?則是矉里也;取其應人之求為文望邪?則是卜肆也。昔者西施病心而矉,里之丑婦,美麗效之;富者閉門不出,貧者挈妻子而去之。賤工賣卜于都市,無有過而問者,則曰:某王孫厚我,某貴卿神我術矣。

        俗嫌文字涉世之難,俗諱多也。退之遭李愬之毀,《平淮西碑》本未略李愬功。歐陽辨師魯之志,從古解人鮮矣。往學古文于朱先生。先生為《呂舉人志》,呂久困不第,每夜讀甚苦。鄰婦語其夫曰:“呂生讀書聲高,而音節凄悲,豈其中有不自得邪?”其夫告呂。呂哭失聲曰:“夫人知我。假主文者能具夫人之聰,我豈久不第乎?”由是每讀則向鄰墻三揖。其文深表呂君不遇傷心,而當時以謂佻薄,無男女嫌,則聚而議之。又為某夫人志,其夫教甥讀書不率,撻之流血。
      太夫人護甥而怒,不食。夫人跪勸進食。太夫人怒,批其頰。夫人怡色有加,卒得姑歡。其文于慈孝友睦,初無所間;而當時以謂婦遭姑撻,恥辱須諱,又笞甥撻婦,俱乖慈愛,則削而去之。余嘗為《遷安縣修城碑文》,中敘城久頹廢,當時工程更有急者,是以大吏勘入緩工;今則為日更久,記壞益甚,不容更緩。此乃據實而書,宜若無嫌。而當時閱者,以謂碑敘城之宜修,不宜更著勘緩工者以形其短。初疑其人過慮,其后質之當世號知文者,則皆為是說,不約而同。又嘗為人撰《節婦傳》,則敘其生際窮困,親族無系援者,乃能力作自給,撫孤成立。而其子則云:“彼時親族不盡窮困,特不我母子憐耳。今若云云,恐彼負慚,且成嫌隙。

        請但述母氏之苦,毋及親族不援。“此等拘泥甚多,不可更仆數矣。亦間有情形太遇,實難據法書者,不盡出拘泥也。又為朱先生撰《壽幛題辭》云:”自癸巳罷學政歸,門下從游,始為極盛。“而同人中,有從游于癸巳前者,或憤作色曰:”必于是后為盛,是我輩不足重乎?“又為梁文定較注《年譜》云:”公念嫂夫人少寡,終身禮敬如母。遇有拂意,必委曲以得其歡。“而或乃曰:”嫂自應敬,今云念其少寡而敬,則是防嫂不終其節,非真敬也。“其他瑣瑣,為人所摘議者,不可具論,姑撮大略于此,亦可見文章涉世,誠難言矣。

        夫文章之用,內不本于學問,外不關于世教,已失為文之質;而或懷挾偏心,詆毀人物,甚而攻發隱私,誣涅清白;此則名教中之罪人,縱幸免刑誅,天譴所必及也。至于是非所在,文有抑揚;比擬之余,例有賓主;厚者必云不薄。醇者必曰無疵。殆如賦詩必諧平仄,然后音調;措語必用助辭,然后辭達。今為醇厚著說,惟恐疵薄是疑;是文句必去焉哉乎也,而詩句須用全仄全平,雖周、孔復生,不能一語稱完善矣。嗟乎!經世之業,不可以為涉世之文。不虞之譽,求全之毀,從古然矣。讀古樂府,形容蜀道艱難,太行詰屈,以謂所向狹隘,喻道之窮;不知文字一途,乃亦崎嶇如是!是以深識之士,黯默無言。自勒名山之業,將俟知者發之,豈與容悅之流較甘苦哉!

        針名名者,實之賓。實至而名歸,自然之理也,非必然之事也。君子順自然之理,不求必然之事也。君子之學,知有當務而已矣;未知所謂名,安有見其為實哉?  好名者流,徇名而忘實,于是見不忘者之為實爾。識者病之,乃欲使人后名而先實也。雖然,猶未忘夫名實之見者也。君子無是也。君子出處,當由名義,先王所以覺世牖民,不外名教。伊古以來,未有舍名而可為治者也。何為好名乃致忘實哉?曰:義本無名,因欲不知義者由于義,故曰名義;教本無名,因欲不知教者率其教,故曰名教。揭而為名,求實之謂也。  譬猶人不知食,而揭樹藝之名以勸農;人不知衣,而揭盆繰之名以勸蠶;暖衣飽食者,不求農蠶之名也。今不問農蠶,而但以飽暖相矜耀,必有輟耕織而忍饑寒,假借糠秕以充飽,隱裹敗絮以偽暖,斯乃好名之弊矣。故名教名義之為名,農蠶也;好名者之名,飽暖也,必欲騖飽暖之名,未有不強忍饑寒者也。

        然謂好名者喪名,自然之理也,非必然之事也。昔介之推不言祿,祿亦弗及。實至而名歸,名亦未必遽歸也。天下之各,定于真知者,而羽翼于似有知而實未深知者。夫真知者,必先自知。天下鮮自知之人,故真能知人者不多也,似有知而實未深知者則多矣。似有知,故可相與為聲名;實未深知,故好名者得以售其欺。又況智干術馭,竭盡生平之思力,而謂此中未得一當哉?故好名者往往得一時之名,猶好利者未必無一時之利也。  且好名者,固有所利面為之者也。如賈之利市焉,賈必出其居積,而后能獲利;好名者,亦必澆漓其實,而后能徇一時之名也。蓋人心不同如其面,故務實者,不能盡人而稱善焉。好名之人,則務揣人情之所向,不必出于中之所謂誠然也,且好名者,必趨一時之風尚也。風尚循環,如春蘭秋鞠之互相變易,而不相襲也。人生其間,才質所優,不必適與之合也。好名者,則必屈曲以徇之,故于心術多不可問也。唇亡則齒寒,魯酒薄而邯鄲圍,此言勢存必至,理有固然也。

        學問之道,與人無忮忌,而名之所關,伎忌有所必至也。學問之道,與世無矯揉;而名之所在,矯揉有所必然也。故好名者,德之賊也。

        若夫真知者,自知之確,不求人世之知之矣。其于似有知實未深知者,不屑同道矣。或百世而上,得一人焉,吊其落落無與儔也,未始不待我為后起之援也;或千里而外,得一人焉,悵其遙遙未接跡也,未始不與我為比鄰之洽也。以是而問當世之知,則寥寥矣,而君子不以為患焉。浮氣息,風尚平,天下之大,豈無真知者哉?至是而好名之伎,亦有所窮矣。故曰:實至而名歸,好名者喪名,皆自然之理也,非必然之事也。卒之事亦不越于理矣。

        砭異古人于學求其是,未嘗求異于人也。學之至者,人望之而不能至,乃覺其異耳,非其自有所異也。夫子曰:“儉,吾從眾。泰也,雖違眾,吾從下。”圣人方且求同于人也;有時而異于眾,圣人之不得已也。天下有公是,成于眾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,圣人莫能異也。賢智之士,深求其故,而信其然;庸愚未嘗有知,而亦安于然。而負其才者,恥與庸愚同其然也,則故矯其說以謂不然。譬如善割烹者,甘旨得人同嗜,不知味者,未嘗不以謂甘也。今恥與不知味者同嗜好,則必啜糟棄醴,去膾炙而尋藜藿,乃可異于庸俗矣。

        語云:“后世茍不公,至今無圣賢。”萬世取信者,夫子一人而已矣。夫子之可以取信,又從何人定之哉?公是之不容有違也。夫子論列古之神圣賢人,眾矣。伯夷求仁得仁,泰伯以天下讓,非夫子闡幽表微,人則無由知爾。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,雖無夫子之稱述,人豈有不知者哉?以夫子之圣,而稱述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,不聞去取有異于眾也。則天下真無可以求異者矣。是非之心,人皆有之。至于聲色臭味,天下之耳目口鼻,皆相似也。心之所同然者,理也,義也。然天下歧趨,皆由爭理義,而是非之心,亦從而易焉。豈心之同然,不如耳目口鼻哉?聲色臭味有據而理義無形。有據則庸愚皆知率循,無形則賢智不免于自用也。故求異于人,未有不出于自用者也。治自用之弊,莫如以有據之學,實其無形之理義,而后趨不入于歧途也。夫內重則外輕,實至則名忘。凡求異于人者,由于內不足也。

        自知不足,而又不勝其好名之心,斯欲求異以加入,而人亦卒莫為所加也。

        內不足,不得不矜于外;實不至,不得不騖于名,又人情之大抵類然也。以人情之大抵類然,而求異者固亦不免于出此,則求異者何嘗異人哉?特異于坦蕩之君子爾。夫馬,毛鬣相同也,龁草飲水,秣芻飼粟,且加之鞍韉而施以鉗勒,無不相同也,或一日而百里,或一日而千里。從同之中而有獨異者,圣賢豪杰,所以異于常人也。不從眾之所同,而先求其異,是必詭銜竊轡,碔砆噬龁,不可備馳驅之用者也。砭俗文章家言及于壽屏祭幛,幾等市井間架,不可入學士之堂矣。其實時為之也。涉世不得廢應酬故事,而祝嘏陳言,哀挽習語,亦無從出其性靈,而猶于此中斤斤焉,計工論拙,何以異于夢中之占夢歟?夫文所以將其意也,意無所以自申,而概與從同,則古人不別為辭,如冠男之祝,醮女之命,但舉成文故牘而已矣。文勝之習,必欲為辭,為之而豈無所善?則遂相與矜心作意,相與企慕仿效,濫觴流為江河,不復可堙閼矣。夫文生于質也,始作之者,未通乎變,故其數易盡。沿而襲之者之所以無善步也,既承不可遏之江河,則當相度宣防,資其灌溉,通其舟楫,乃見神明通久之用焉。文章之道,凡為古無而今有者,皆當然也。稱壽不見于古,面敘次生平,一用記述之法;以為其人之不朽,則史傳竹帛之文也。挽祭本出辭章,而歷溯行實,一用誄謚之意,以為其人之終始,則金石刻畫之文也。文生于質,視其質之如何而施吾文焉,亦于世教未為無補。又何市井間架之足疑,而學士之不屑道哉?  夫生有壽言,而死有祭挽,近代亡于禮者之禮也。禮從宜,使從俗,茍不悖乎古人之道,君子之所不廢也。文章之家,卑視壽挽,不知神明其法,弊固至乎此也。其甚焉者,存祭挽而恥錄壽言。近世文人,自定其集,不能割愛而間存者,亦必別為卷軸,一似雅鄭之不可同日語也。汪鈍翁以古文自命,動輒呵責他人,其實有才無識,好為無謂之避忌,反自矜為有識,大抵如此。此則可謂知一十而昧二五也。彼徒見前人文集有哀誄而無壽言,以謂哀誄可通于古,而祝嘏之辭,為古所無也。不知墓志始于六朝,碑文盛于東漢,于古未有行也。中郎碑刻,昌黎志銘,學士盛稱之矣。今觀蔡、韓二氏之文集,其間無德而稱,但存詞致,所與周旋而俯仰者,有以異于近代之壽言歟?寬于取古,而刻以繩今,君子以為有耳而無目也。必以銘志之倫,實始乎古,則祝嘏之文,未嘗不始于《周官》,六祝之辭,所以祈福祥也。以其文士為之之晚出,因而區別其類例,豈所語于知時之變者乎?

        夫文生于質。壽祝哀誄,因其人之質而施以文,則變化無方,后人所辟,可以過于前人矣。夫因乎人者,人萬變而文亦萬變也;因乎事者,事不變而文亦不變也。醮女之辭,冠男之頌,一用成文故典,古人不別為辭,載在傳記,蓋亦多矣。揖讓之儀文,鼓吹之節奏,禮樂之所不廢也。然而其質不存焉,雖有神圣制作,無取儀文節奏,以為特著之奇也。后人沿其流而不辨其源者,則概為之辭,所為辭費也。進士題名之碑,必有記焉;明人之弊,今則無矣。科舉拜獻之錄,必有序焉。此則今尚有之。似可請改用一定格式,如賀表例。自唐、宋以來,秋解春集,進士登科,等于轉漕上計,非有特出別裁之事也。題名進錄,故事行焉。

        雖使李斯刻石,指題名碑。劉向奏書,指進呈錄。豈能于尋常行墨之外,別著一辭哉?而能者矜焉,拙者愧焉,惟其文而不惟其事,所謂惑也。成室上梁,必有文焉;婚姻通聘,必有啟焉。

        同此堂構,同此男女,雖使魯般發號,高禖紹賓,豈能于尋常行墨之外,別著一辭哉?而能者矜焉,拙者愧焉,惟其文而不惟其事,所謂惑也。而當世文人,方且劣彼而優此,何哉?國家令典,郊廟祝版,歲舉常事,則有定式,無更張也;推恩循例,群臣誥敕,官秩相同,則有定式,無更張也;萬壽慶典,嘉辰令節,群臣賀表,咸有定式,無更張也。圣人制作,為之禮經,宜質宜文,必當其可。文因乎事,事萬變而文亦萬變,事不變而文亦不變,雖周、孔制作,豈有異哉?

        揖讓之儀文,鼓吹之節奏,常人之所不能損者,神圣之所不能增;而文人積習相尋,必欲夸多面斗靡,宜乎文集之紛紛矣。  《禮》曰:“君子未葬讀喪禮,既葬讀祭禮,喪復常讀樂章。”喪禮遠近有別,而文質以分,所以本于至情也。近世文人,則有喪親成服之祭文矣,葬親堂祭之祭文矣,分贈吊客之行述矣。傳曰:“孝子之喪親也,哭不◆,禮無容,言不文,煢煢苫塊之中,杖而后能起,朝夕哭無時。”尚有人焉,能載筆而摛文,以著于竹帛,何以異于蒼梧人之讓妻,華大夫之稱祖歟?或曰:未必其文之自為,相喪者之代辭也。夫文主于質也,代為之辭,必其人之可以有是言也。鴟鸮既處飄搖,不為碔砆之好音;鮒魚故在涸轍,不無憤然之作色。雖代禽魚立言,亦必稱其情也。豈曰代為之辭,即忘孝子之所自處歟?  或謂代人屬草,有父母者,不當為人述考妣也。顏氏著訓,蓋謂孝子遠嫌,聽無聲而視無形,至諄諄也。雖然,是未明乎代言之體也。嫌之大者,莫過君臣;周公為成王詔臣庶,則不以南面為嫌。嫌之甚者,莫過于男女;谷永為元帝報許后,即不以內親為忌。伊古名臣,擬為冊祝制誥,則追謚先朝,冊后建儲,以至訓敕臣下,何一不代帝制以立言,豈有嫌哉?必謂涉世遠嫌,不同官守,樂府孤兒之篇,豈必素冠之棘人?古人寡婦之嘆,何非須眉之男子?文人為子述其親,必須孤子而后可;然則為夫述其妻,必將閹寺而后可乎?夫非禮之禮,非義之義,君子弗為,蓋以此哉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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